“燕京八绝”.docVIP

“燕京八绝” “燕京八绝”即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八大工艺门类，它们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均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了“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 　　景泰蓝 　　也称“铜胎掐丝珐琅”，因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色(孔雀蓝和宝石蓝)为主，又因其最初兴盛于明景泰年间，故称为景泰蓝。景泰蓝最后一个繁荣期便是乾隆时期。当时烧制大型景泰蓝的技术迅速提高，数量显著增多，高大的屏风、宝座，技术高、难度大。乾隆三十九年和四十七年，曾烧制两批十二座高大的珐琅佛塔，分别陈设于宫廷的佛堂内，塔高均在230厘米以上。这在以前的工艺制作中是不曾达到的一个纪录。 　　在乾隆年间，把古代书画作品巧妙地运用到掐丝珐琅制品中，是一种新的尝试。如《明皇识马图》，是以唐代大画家韩干的《明皇识马图》册为蓝本烧制的。画面上的色彩皴擦点染，乃至题跋和钤印均仿造绘画的效果，人物和马匹的不同姿态各具传神之妙。《五岳图屏风》，以紫檀木为边框，分为五扇，高近300厘米。画面以掐丝珐琅分别刻画东、南、西、北、中五岳。山峦叠嶂，青绿苍茫，气势雄伟，堪称清官造办处的杰作。 　　此外，用掐丝珐琅工艺仿制瓷器，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铜胎掐丝珐琅制品的造型和纹饰，借鉴其他工艺门类是比较普遍的，但仿造瓷器的效果还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皇帝嗜古，常常要求把古代青铜器等的造型运用到珐琅制品中，制作仿古尊、彝、鼎、卣、觚、篦等古代礼仪器的造型和图案。这一时期，用各种动物形象作器型的制品也显著增多，除明代传统式样的狮子、仙鹤等形象之外，还出现了犀、象、羊、兔、天鸡等造型，颇有新意。 　　乾隆时代的景泰蓝工艺相当发达，景泰蓝制品已应用于宫中生活的众多方面。图案内容更加丰富，并把绘画晕染的技法融会于珐琅制作之中，增加了艺术表现力。珐琅的釉色增多，出现了黑、粉红等色。铜胎制造均很规矩，掐丝起线粗细均匀流畅，填釉饱满蕴亮，镀金光泽灿烂。部分作品采用捶提起线的技法，颇为新颖，展现出中国历史上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最高成就。 　　玉雕 　　在玉雕漫长的工艺发展历程中，明清时期，玉器开始形成了固定的流派，即南玉作、北玉作。南玉作以苏州、扬州为中心，北玉作以北京为中心。清代，大批南玉作能工巧匠来到北京，形成了集两家之长，融南、北玉作之美的北京玉器。 　　清代玉器的发展提高，主要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在位的60年中，品种、数量之多，作品样式之繁，琢玉技艺之精湛都已达到空前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大件玉器的雕琢上。 　　乾隆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1763年至1769年)间，由造办处玉作碾琢成重5000斤的云龙纹大王瓮，这是清代碾琢巨型玉器的首次尝试，为其后大玉的制造积累了经验。这以后，乾隆年间，巨型的玉雕作品《关山行旅图玉山》、《大禹治水图玉山》等玉雕巨制又相继制作完成。 　　能有这样的巨制，要具备很重要的客观条件，那就是玉料的来源地更加广阔。清乾隆二十年和二十四年，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叛乱之后，清政府稳定了对该地区的统治，也包括对玉产地的控制。当时玉人所采之玉，要作为贡赋每年春秋两次上交官府。弘历诗中曾写到：“于阗采玉春复秋，用作正赋输皇州。” 　　贡玉数量逐年增加，到乾隆三十年后，每年多达二三万斤。其中包括叶尔羌玉。该玉储量大、体积大，这为雕制大件玉器提供了原料。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初九日，谨奏：现在送到大王六块，内五千斤—块，经如意馆料估，画样呈览，做玉瓮一件。”其他如《大禹治水图玉山》也重逾万斤，《会昌九老图玉山》重约5000斤，《丹台春晓图玉山》、《关山行旅图玉山》均重千斤和数百斤。这些巨大的玉料均采自叶尔羌的密勒塔山，这使工匠们制作大件玉雕成为可能。 　　清代琢玉的用料对质地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主要采用新疆和田地区和叶尔羌地区产的优质玉料，主要以青玉、碧玉、白玉、黄玉、墨玉为主。但羊脂白玉仍是玉中极品，能工巧匠们因材施艺，创造了不少旷世绝作。 　　值得一提的是，白玉错金嵌宝石碗的纹样仿照了“痕都斯坦玉器”的风格，但形制与制作技法仍具有中国传统特征。两者的区别即在于宝石镶嵌技法，前者表现出宝石周围的错金轮廓线极细，几乎和玉地表面相齐。而后所表现出的宝石边缘突起的错金轮廓线一般均较粗，高于玉地表面。可见，清代琢玉工艺不仅借鉴了域外的文化，而且还有所创新和提高，错金镶嵌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牙雕 　　牙雕旧时又被称为“皇家工艺”，产品主要作为皇家贡品。北京牙雕以仕女、老人、佛像、器物、花卉等见长。早期的牙雕仕女，人物动态变化不大，被叫作“棍子人”。后来北京牙雕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作品出现了组雕或群雕等形式，雕刻技法上也吸取了多种表现形式，综合运用圆雕、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