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思维启迪人生.doc

人生没有好坏 生活永远是自己的最好。 ——鲍尔森 很多人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我也曾经狂热地崇拜先生，不过我 有时还是觉得先生太偏激了些。先生把人生中残酷的一面展现在国人 的面前，这与先生喜欢“战斗”的偏好不无关系。先生“我以我血荐 轩辕”的气概和精神的确值得道德角度的钦佩——先生从战斗中得到 了很大的效用，因为他把这当作了他人生的事业和使命。不过我觉得， 先生笔下阿Q 的生活也没有什么错——毕竟阿Q 的精神胜利法是激励 自己生活下去的唯一可依靠的东西。精神胜利法提高了人们对自己生 活效用的评价，从而更愉快地（虽然在先生看来是麻木地）生活下去， 又有何不可呢？ 人活着都在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先生从战斗与抗争中获取效 用，阿Q 从忍让和自欺中获取效用。从经济学角度看，两种效用并没 有什么差别。效用的获得并不因为获得的方式不同而不同，因为效用 是一种来自于人的内心和精神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 快乐来自于内心感受，是否快乐在于你对待周遭一切的态度和情绪。 看到一朵花让你感到快乐，并非花开得好，而是它让你在心里接受了 它，并觉得它好。学者钱钟书有过精辟的论述：“假如你犯罪而真觉 快乐，你那时侯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 的良心，跟全没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这样看来，追求人生效用不会有同一的模式。有的人从读书中获 得效用，有的人却痛恨读书（带来了负效用）。不愿读书的人想去做 生意，也应是无可指责的。有人以民族大业为重，有人沉溺儿女私情， 从追求自身的效用看，也是无可非议的。周作人投靠日本，是因为他 觉得这样他的处境会好一些，从人性而言，也可以理解（似乎人们对 古人更易理解，历史上那么多变节之人，在今天的世人看来，还存在 多少恩怨呢？）。前几年周先生的著作大为畅销（说明读书的人从周 先生的著作中可获得效用），但另一些人却对这种现象大加批判（这 一现象给他们带来负效用，让他们心理不舒服了）。同样是追求效用， 可是两类人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我现在就要谈这种冲突。我知道它是 一个敏感的话题，极易让人们动感情。但我希望人们读完这一节后才 做结论。我曾经看到梁晓声和樊刚之间的一场讨论（争论乎？）。他 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幸福。樊刚在我国是属于少壮 派的青年经济学家——称其为少壮派不仅因为他们大都正处于做学问 的最好年龄，更主要的是他们以其自由开放且大胆创新的思想而成为 活跃在学术领域倍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他认为个体的幸福与行为是 否符合社会道德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他的观点表明：个体是否觉得自 己的生活方式好取决于各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社会的价值或道德 评判。梁晓声是严肃派的作家——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樊刚的著作读 得用心一些；对梁晓声的作品只限于了解性阅读，而且读得不很多， 但仅就读过的几本书我认定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作家—— 他不同意樊刚的看法，他说，不能认为堕落的活法是好的活法，总不 能认为杀人放火也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吧？社会总得有点“正确与错 误”、“好与坏”的标准与主张。 我不能简单地表示我支持谁。两个人都是我很尊重的。也许我更 倾向于樊刚的观点，因为这是真正客观，不带主观色彩的。梁晓声的 观点渗进了个人价值观而不具有普遍性，也不能解释犯罪的存在。高 尔基说“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腐烂，一种是燃烧”，你可以选择 燃烧，但并不能否定选择腐烂的人可以从腐烂中得到快乐。但后来我 发现樊刚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社会的道德是可以影响偏好的，选择 腐烂的人在道德的感化下可能会修正自己对腐烂的效用评价。事实上， 从斯密以来，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忽视了对道德的研究，近年新的制 度经学（new istitutional economics，与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ional economics 不同）才使情况有所改变。樊刚主要在从实证的角度论述 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而梁晓声则是在从自己的立场表明应该怎样生 活。一个讲是什么，另一个却在说该怎么。这让我进一步想到，其实 人生有两种：实证的人生与规范的人生。 实证的人生——也许用经验的人生表述更准确——是不问应该怎 样去生活的人生，它只关心活着这一过程。人生活着是为了追求效用 或各自定义的幸福，持经验人生态度的人不去想应该怎么，他就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去寻找快乐，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另一些 人看来应该受到批判。持规范人生态度的人，他们有一种自命救世的 责任感，他们常常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审视人生，强调应该怎样去活 着。 一些学者和作家描绘了这两种人生。譬如钱钟书，他说：“人生 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大半的作者是书评家， 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但是， 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