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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中国创新药业铺一条路 她斜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蓬松，粲然一笑说道：“胡适在日记里居然记了好多蒋介石的逸事。近几年我在读了一些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书后，感触很深。” 面对这位对中国文化津津乐道、一年要去美国各类学术会议，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讲学5、6次的和记黄埔医药公司总裁杜莹，我们很有些好奇，企图通过访谈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在美国是守业，回中国是创业 1980年代末期，20出头的杜莹站在美国的机场上，环顾着视线可及的高楼大厦，心想终于到了！从这一抹难忘的记忆开始，杜莹怀了一颗对大洋彼岸十分憧憬的心，开始了自己的海外生涯。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是全球第一大医药公司。15年前，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的杜莹，曾是那里的中央研究院研发高级主管、全球策划部引进收购总监。7年前，她与这个制药巨头挥手告别，并同时告别了她学习与工作了十几年的美国，来到李嘉诚手下的和记黄埔担任了高级副总裁，继而成立了和记黄埔医药有限公司并担任总裁。经历了东西方文化洗礼的杜莹，率真而坦诚。 《沪港经济》记者：你回来7年了，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杜莹：是变化大，每天都变，中国各个方面进步很快。记得刚回来时，很多地方不方便，最不习惯就是去银行，手续很麻烦，现在有网上银行业了，不错。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快。 《沪港经济》记者：你在美国读完博士，又在美国一流的企业辉瑞工作，一路很顺，也很成功，为什么海归了呢？从价值观上说，是觉得在这边工作更有价值？ 杜莹：其实当年真的没想回归，和黄从2000年12月份就跟我谈，一直谈到第2年5月份我才决定回国。我对辉瑞是非常感激的，我有幸领导并参与两个重大新药的研发及成功上市，辉瑞给了我机会及发展空间。他们请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培训我们如何管理，对我的培养花了很大心血。后来，和黄通过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猎头公司，跟我谈了很久很久，终于说服了我。回归国内、加入和黄的原因，第一是觉得让和黄等了好久，太不好意思了；第二是觉得我们将做的是在中国从没有人做过的东西，很有挑战性。和黄的一位高管说，你把学的东西都给美国人了，应该回来帮我们中国人做点事。这一说服方式很有吸引力。我想就先试试吧，就这样回来了。 《沪港经济》记者：你在美国是守业，而回来是创业。 杜莹：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在美国生活很安静，在那里不用费心去想，有一套系统，全球行业内的任何情况我都能知道，每天都会专门有人将各种信息送到你桌上，做事很方便。但在和黄创业阶段，很简单一个情报你都得自己去找，要自己建立一整套系统，而且成也好败也好都跟你关系重大，你担当了很多。 没有现成的路可走 从零做起，有时你就会被迫成长。杜莹成长的故事注定与药有关。在和黄创业，让杜莹建立起了一个信念：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沪港经济》记者：中国医药在世界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杜莹：中国目前在国际医药领域还处在早期阶段。医药与国际接轨是很慢的，因为医药研发有个很长的周期。而且，医药研发投入很大。在美国搞一个新药，要花10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个投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有很大压力的。中国有6000多家企业，很多是做普药，就是这个药已经失去专利了，谁都可以生产。而通过研发，拥有全球专利及国际市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企业能做得到。 《沪港经济》记者：这么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大？ 杜莹：非常大。西药研发，美国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了，中国才刚刚起步。医药研发投入特别大，风险也特别高。在国外像辉瑞这样的大公司，一般来说，这个药只有达到10亿美金以上的年销售额，才值得去花这么大的投入研发。 《沪港经济》记者：那么，和黄医药在国内处于什么地位？ 杜莹：《福布斯》在去年说我们是中国医药界的领军企业，去年10月《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很多报道、包括美国与我们合作的几家跨国公司，基本上也都这样定位。 《沪港经济》记者：和黄医药目前的研发情况是怎样呢？ 杜莹：我们在美国有3个两期临床研究项目，有美国50多家临床中心参与，雇的是美国在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主持工作，还在德国、加拿大等全球100多家临床中心开展试验，我们在全球已经申报了80项国际专利。最近，我们和美国礼来公司及德国默克达成了战略同盟，共同开发癌症方面的研究，共同投入，共同享有专利，共同分享利润。我们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和国际药物巨头合作的国内公司。 《沪港经济》记者：研发一个新药要花多少时间？ 杜莹：至少8到12年。《沪港经济》记者：药物研发第一是资本密集，第二是技术密集。杜莹：非常密集，在技术方面你要有一个很强的团队。药物研发投入的回收周期长，所以在国外收购兼并非常多，也许，一个药失去专利了，这个企业马上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就只得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