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析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docVIP

　　谈谈“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析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 当晏殊、欧阳修创作清丽闲雅的小令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在广泛地争相创造“新声”了。《宋史·乐志》记载：宋代初期设立教坊音乐机关，在旧曲的基础上创造“新声”，“新声”更加流丽动听。大量为这种更加流丽动听的“新声”写词来歌唱的词人，就是柳永。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在作举子时，喜欢去青楼妓院，他善于写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定请求柳永代为填词，这种新腔才流传于社会上。可见柳永写词在当时即有较大影响。宋翔凤《乐府余论》也说：“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富，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柳永)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今福建崇安)人。生卒年不详。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这种不拘礼法的行为，颇受到当时一些正统派人物的非难。他的词就很有点浪子作风。他在《鹤冲天》词中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把写诗填词的才子说成是不当官的公卿宰相。白衣，是表示平民的身分。他又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认为做官是“浮名”，还不如喝酒、唱曲。有人向仁宗推荐他，宋仁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他因此受罢黜，郁郁不得志，每天和一些浮浪子弟纵游于娼馆酒楼，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因为宋仁宗嫌他行为放浪，不用他，说过让他“且去填词”的话，所以他自称“奉旨填词”。他后来改名永，才在景祜元年(1034)考中进士，做过睦州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官、余杭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死的时候很凄凉，棺木寄放在镇江的寺庙里，一说葬在枣阳县的花山。后来每到清明节，远近许多人带着酒食在他的墓地祭奠饮宴，叫做“吊柳会”。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精通音律，又熟悉民间新曲，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他的词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喜受，不仅市井之人喜欢，而且宫中也传唱，佛门弟子、道教真人也爱好，可以说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还远传到国外，在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同上)；金主完颜亮读了柳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径《鹤林玉露》)，可见，柳词流传的广泛和久远。科场失意，宦途坎坷，使柳永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的创作，他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乐章集》里有词二百一十多首，标志着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对柳永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惟有用文体发展的眼光，在北宋前期两种词风的对立并存之中，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当地估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发展贡献。 第一，开拓了词的题材。 词从晚唐以来，主要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其内容总不出男欢女爱、离别相思。北宋前期词坛，文人填词大致承袭唐五代花间词风，而以晏殊、欧阳修为盟主。与晏、欧几乎同时，词坛上异军突起，出现了以柳永为代表的“歌者之词”，蹊径另辟，从词的内容、表现手法到语言风格，都令人耳目一新，给文人词输进了新鲜血液。 首先，柳词中展示了广阔而丰富多彩的都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晏、欧词并未把笔触伸向这个充满生气的区域，柳词却对都市的富庶繁盛和市民纵情享乐的生活作了尽情的描绘。宋初词人所作，题材往往不出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的陈套，“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浣溪沙》)，“绿杨庭院，暖风帘幕，有个人憔悴”(欧阳修《青玉案》)，可说是文人小令的典型意境，其感情是柔弱的，其境界是纤小的，缺乏对广阔生活现实的表现。这种题材内容，自然无法适应生活在商业经济繁荣的都市、生活面比较宽阔的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 柳永生活在宋初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社会相对安定，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许多商业都市，东京(开封)、成都，兴元(南郑)、杭州、明州(鄞县)、广州等大都市都十分繁华。北宋城镇的发展繁荣和社会的富庶，首先在柳永词里得到较为突出的表现。《笛家弄》词写汴京的清明时节的盛况。“水嬉舟动，禊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这是写：有坐着船在水上游戏的，有在野外摆宴的，池塘的水好像染过一样碧绿，堤岸上的树木房舍像彩绣一样美丽。“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这是写住在画栋雕梁的高楼深远里的人们，有的在赌博，一赌就是百万钱，有的在喝酒，也是花上万的钱去买酒。这都是都市的豪华生活。他的《迎新春》词又写汴京元宵之夜的景象：“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千家万户，大街小巷，都点上花灯，妇女都出门赏灯。他说：“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这都可以与孟元老公《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情况相互印证。孟元老说：“太平日久，人物阜繁，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者不识干戈，时节相生，各有观赏。”太平时间长了，物产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