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电视脱下“娱乐”寿衣？.docVIP

电视脱下“娱乐”寿衣？ ——读《娱乐至死》杂感 什么是电视？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80后”一代或许并不困难。这代人正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经济发展浪潮的蓝图建设时期，大众的生活水平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而这二十几年的轰轰烈烈也好、润物无声也好，落到笔者个人的成长经历上，想来只是一些见微知著的侧影。电视，则是笔者这一代人童年重要的伙伴——从最初的黑白手动调台，到后来的彩电、平面直角，再到现在名目繁多的背投、平板、液晶、等离子……当然，印象深刻的肯定不是这些技术的变迁，而是从小到大冒着挨打的危险也要看的电视节目。 这样的经历让我在看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下作为一种媒介——电视的影响。除了对“电视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些问题的再认识和思考，我还希望能从大师的阐释中结合现实反省一些共性和差异——在我看来，对于理论和问题的学习和认识最终只有通过对关联现实的解答才具有实现其意义。 尼尔·波兹曼的这本书中关于“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等观点的论述很精辟，但总体看来，除了对于印刷术时代情有独钟的偏好和对电视媒介的诟病之外，他的观点也难免过于“美国化”，即论述的事实和观点只从美国80年代的电视媒体情况看问题，无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看都难免有些偏颇和不全面。虽然在当今的中国媒体环境中，我们也能很明显地寻觅到波兹曼言论中的影子——璀璨夺目的造星运动、蜂拥而起的选秀热潮、呼天抢地的煽情故事——但情况也不完全吻合。而这正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因素：国情不同、社会不同、媒介发展情况不同不能被同一种理论或论调一言概之，而笔者想强调的还在于要从其他文化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来有预见性地警醒现状和未来。 《娱乐至死》中列举了大量关于美国电视媒体如何“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以至于作者认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放在中国，则会觉得是有些危言耸听。虽然电视媒介娱乐化是一个事实，但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失控到这般田地。首先可以对比一下同为80年代（这种比较方法不太有意义。有益的比较对象最好是相同的内容，而不是相同的时间）的中国和美国电视发展情况，恐怕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观众尚不知道选秀为何物，更不知政治也可以被用来娱乐调侃。老百姓激情燃烧时也莫过于看看《渴望》，年轻点的看看日本影片《追捕》，再娱乐化一点的无非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在那个时代看来这是被认为人们精神文化大餐的东西，给当时刚从较为紧张的社会环境中走出来的人们一种鲜活的浸润。再看现在的电视环境，除了有“快乐大本营”、“超女”、“好男儿”这样一些娱乐节目外，我们的媒体依然会以一些严肃文化为主流，至少人们也还认同这点——最近央视《大国崛起》的叫好叫座（《大国崛起》的成功有炒作的嫌疑，它的真正观众可能极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国外也有很多类似的纪录片）。其实这部纪录片的历史观点并不新颖，也许如果只是一本书的话未必有这样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纪录片从这样一个视角来梳理历史，用其制作人任学安先生的话也是“第一次用影像如此梳理历史”。用纪录片来传播政治理念似乎是久违了的方式，近些年，更多的纪录片反映的是民间影像和百姓生活，我们好像已经遗忘了电视纪录片还可以是黄金时间段播出的社会宣言。“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这样的社会宣言常常是由人民日报的重大报道来展示的，后来，这种展示方式开始逐渐转移到电视政论片。”这一方面说明电视的影响力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媒介的独有特色。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展到重大报道，再转向央视的政论纪录片，体现的是中国媒介政治的变化曲线。《河殇》之后，央视在政论类型纪录片方面一直比较低调，2006年似乎有复苏的迹象，《1911 再读辛亥革命》也是一部力作。再如《新闻联播》，无论人们认为其应该怎么变革，但如果光光从新闻传播的视角来看它未免有些错位——《新闻联播》发展到现在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的政治符号，对比普通的电视节目，《新闻联播》仍然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一言以蔽之：政治一小步，新闻一大步。如果有人厌恶它的国家垄断色彩，但试想如果像美国一样有着在不同或财团势力、或政府喉舌背景控制下的CNN、CBS、ABC、FOX，听着不同势力站在自己立场上发出的声音，大众就一定能获得事实的真相么？就一定能看清事实的本质么？恐怕这也还是要陷入波兹曼在书中引用柯勒律治的那句“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境地，信息的泛滥、加工甚至相互矛盾使得人们只会用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似不能用美国的错误来反衬中国正确，各有各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中国媒体目前的娱乐化现象和趋势视而不见。其实，正如波兹曼所言，电视提供娱乐本没有错，但企图把娱乐变成所有的形式就是危险的信号了。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