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演进.docVIP

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演进调查表明，一直到市场化改革前，我国的农村都较好地继承了非正规劳动合作，但市场化改革的洗礼，使一直被历史认同的非正规劳动合作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势，一些市场方式正逐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农业部门的贫困、道德力量的影响来解释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而未能发现伦理道德背后行为抉择的力量。本文基于农民的经济理性，分析了其行为选择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主导的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及未来趋势，从另一种视角解释了调查结论。 关键词：非正规劳动合作；剩余劳动力；机会成本；边际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59―08 一、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 非正规劳动合作是相对正规劳动合作而言的。正规劳动合作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相应的契约予以规范。合作社中的劳动联合就是最为典型的正规劳动合作。一般而言，在正规的劳动合作中，除了存在劳动联合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联合，如供销合作社中还存在资本联合，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加以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更有可能涉及到技术、产品或者资本的联合。与正规的劳动合作不同，非正规劳动合作本质上是亲朋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其权利和义务的维系主要借助于惯例、习俗规范，或者说凭借基于血缘、地缘而世代形成的“人情”往来，而无需一定契约的规范。并且，其合作主要体现于劳动合作，而不必涉及资本、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合作。 在农村，常见的非正规劳动合作有：建房中的助工，农忙(“双抢”)季节中的劳动协作，以及某些手工业领域(仅需简单的资本投入)中的劳动合作等。建房中的助工是指一户建房，众人无偿帮工。在笔者调查的安化县，市场化改革前，合作区域内劳动力多的农户一般至少助3―5个工，劳动力少的农户一般也至少助2―3个工，即使是在合作区域外的农户，当有人请上门时亦不能回绝，一般也助上1―2个工。农忙季节中的劳动协作是指多家农户相互换工，统筹安排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下种(即指“双抢”：抢收、抢种)。在某些手工业领域中存在劳动合作，是因为一些手工业需要搭档，例如锯业需要二人对拉，或者因为工程规模经常变化，需要一些不稳定的协作伙伴。要注意到，手工业领域内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与合伙有重大区别，合伙首先表现在资本层面上的“合伙”，且有正规的组织形式(企业)，而前者仅涉及到非正规形式的劳动联合，也不存在正规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时，进行的手工作坊制糖事实上就是手工业领域内典型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 较早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广泛存在。例如，1953年对粤东、粤北、粤中14个乡调查，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农户多者占总农户的80%，少者亦达50%；1952年，对长沙县西簌乡562个农户调查，参加“对工”者211户，占总户数的36%，而贫农参加对工者占贫农总户数的94%。①这些调查已是史料。改革开放至今，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有何新的规律?文章将在湖南省安化县对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思辨分析对调查结论进行解释，以揭示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 二、三组调查 安化县地处湘中山区，经济落后，是全国的贫困县之一。选择安化县作为调查区域，是基于以下假设：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可能存在较为普遍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我们在安化县调查了农村建房中、农忙(“双抢”)季节中和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详细情况。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把时间纬度锁定在农村集体化后至今的时间范围内，并且把这一时间段分为四个时期：农村集体化时期(1957―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1992―1999)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2000―)。其中，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分为了三个阶段，以对应于安化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由小至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化县外出打工的农民相对较少，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外出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青壮年劳动力甚至相当一部分老少都热衷于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达至顶峰。我们选择1992年和2000年为改革开放以后时期的分段界点，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年前后劳动力的外流有跳跃性的波动，而是因为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0年下半年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就业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②，对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有重要影响。要说明的是，尽管自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我国GDP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且伴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安化县的劳动力外流规模仅在1998、1999年稍有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