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身份认同历程.doc

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身份认同历程摘要：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体的觉醒阶段、90年代走向边缘和分化的精英主体消解阶段和21世纪走向公民主体的新建构阶段。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文论言说者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守人文关怀，以边缘的立场、独立的思考来维护人类必不可少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这才是文学理论言说者比较现实可行的身份建构之途，也是文学理论前进的不竭动力之源。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101－06 身份认同是当今人文学科中引起广泛研讨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从言说者身份认同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寥寥无几，目前只有李春青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一书和他的单篇文章《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角度对中国文学理论问题做了宏观概括式的解读。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打破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就理论谈理论的局限，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新时期文论言说者进行阐释，为文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宽了文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二是揭示了文论言说者身份认同的历史建构性，对深入研究新时期文论形成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具有参考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理论已经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在这三十多年中，文学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也经历了一番起伏变迁。 一、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体的觉醒 十年文革不仅使人文知识分子肉体遭到摧残，更重要的是人格尊严遭到沉重打击而导致主体意识的沦丧，文学理论的言说者们成为“极左”政治的牺牲品。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极权式的政治专制神话破灭，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意识重新觉醒。 对于知识分子为何要“重新”进行启蒙，李泽厚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较有分量的回答，在中国文学的学术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文梳理了中国现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因为启蒙任务被搁置而导致的思想文化状态。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陈独秀等人猛烈批判中国传统、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一页。但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历经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特别是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以至t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 既然“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重任尚未完成，那么，接着“五四”继续启蒙便是应然而然的了。如果说意识到中国仍然需要启蒙，这是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通过不断深入的批判与反思得到的启示和警醒，显示了知识精英思想的敏锐与先觉，那么，在向着理想中的社会前进，为理想中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摇旗呐喊的同时，热衷于新启蒙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忽略了在中国进行现代启蒙的复杂性和现代性将带来的负面后果，在对中国的病症有着清醒认识的同时又显现出对时局发展认识的落后与某种理想主义式的天真，而这又暗含着知识分子拔高自我，将身份认同精英化的自恋情结，并且仍然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和权力的工具而成为社会瞩目的中心。 “新启蒙”的目标是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启蒙知识分子将资本主义现代化视作通向理想之国的必经之途，却忽略了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暖昧性和内在冲突的结构，对现代性可能产生的一些不良后果缺乏细致深入的思考。 “新启蒙”知识分子所用的思想资源是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思想，从康德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到尼采的酒神精神，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到萨特的自由主义，这些西方思想家对自由、主体、个性、人性、人道等启蒙现代性精神的提倡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危机，忽略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代表着进步、变化、创造、更新、理性，也带来了动荡、不安、世俗化和多元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性做了如此描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