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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关联分析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框架和经济结构，造就了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民族资本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存在和发展的，民族资本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和羁绊，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内、国际市场。它在当时反映了民族的总体利益和要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旧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买办资本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副产品，是中国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的产物，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变种。由于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培养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其主体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不仅违背了民族利益，而且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关系。深入研究，对于加强和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买办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即近代意义上的买办。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是列强对华进行商品输入和原料输出的时期，买办资本的形成也由此开始。在初期的对华贸易中，外国商人既缺乏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又缺少对中国语言、货币制度、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方面的了解，因此不得不依赖买办从事中介活动或提供必要的帮助。当时，一些人选择这种职业，是因为它与其他职业一样，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并能得到比较丰厚的薪金或报酬。由于外国商人认为买办活动能力的大小是关系到洋行贸易兴衰成败的重要方面，因此十分关注买办的筛选、雇佣和提拔。同时，受雇于洋行的买办，出于取得外商信赖、受到重用和提拔、获得高额报酬等动机，也会尽心竭力为雇主效犬马之劳。为了替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他们通过亲朋好友、同乡熟人等关系，建立了拥有一批商人和贯通各个口岸及内地购销点的商品流通网络。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方式，由以往的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竭力争夺设厂开矿、修筑铁路、建立银行、开办航运、放贷借款等特权，以便直接操纵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为列强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经济侵略提供服务的买办势力也羽翼日渐丰满，资本积累不断增加，成为半殖民地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买办和买办资本出现并存在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中国封建的闭关自守政策被打破，封建的中国被迫向世界开放，走向近代化的产物。对此不能作出过高的估价，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落后挨打”的副产品。 二、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转化与融合 买办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民族资本，成为民族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数量可观的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买办阶层所创办的工商企业有许多是为了适应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需要而设立的，他们在为外国势力输出商品、搜刮原料、输出资本服务的过程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点在买办阶层创办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加工型企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二，买办阶层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无疑是为了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追求高额利润，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发展民族工业的强烈要求，并采取了富有成效的行动。因为，买办一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以后，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们必然要与外国资本发生矛盾，迫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买办的立场。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民族资本转化为买办资本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有一些企业初期完全是用民族资本创办，但是为了借助外国商人的力量，取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支持以获取厚利，便采取了吸收外国商人股份、挂洋招牌或中外合办等形式，通过为外商服务或借助于外商的经济、政治势力扩大资本的积累。如上是一些民族资本向买办资本转化的缘由。 三、买办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利与弊 第一，买办资本如果转化为民族资本，或者投资于民族工商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例如，刘鸿生资本集团起家于当买办，通过买办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从1911年至1929年18年间，他从经销英商开滦煤矿产品收取的佣金，据估计积累了188.8万两，他将积累的大部分资金投入火柴、毛纺、水泥等民族工业企业，他的资本便从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加快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减少了同类产品的进口。 第二，买办资本如果投入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后，必然会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和侵略，同时对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和阻碍作用。例如美商旗昌轮船公司1862年成立时，资本100万两，中国人所占的股份最大出资者主要是旗昌洋行的3个买办。怡和洋行在1872年组建怡和轮船公司时，拥有资本50万两，买办唐景星等人的资本即占了近1/5，唐景星还被任命为董事。买办资本投入外商企业后，无疑有助于列强对中国扩大商品输出和原料的劫夺，并有助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增加资本输出，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