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时间序列分析.docxVIP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时间序列分析前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环境问题。但是，200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投入和环境污染型生产推动的，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21世纪之后的快速工业化，使得环境污染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两难冲突备受关注，二者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各领域探讨的热点问题。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１９５５年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线假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在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执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又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十八大也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但是，由于中国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饱受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多重压力，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不甚理想。基于这种背景，本文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重点分析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此给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与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直接相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工业化的初期,资源、环境往往被置于公共域中,即免费环境资源产生租值消散,相对于建立环境产权制度的成本而言环境租值的消散价值低。表现为过度、低效地使用资源、环境,即粗放式增长,经济增长与环境相斥。这种增长方式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它提供了工业化所需要的初始资金,没有这一过程,则很难走上利用知识资本替代自然资源的现代增长之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租值的消散将高于建立环境产权制度的成本,此时,减少环境租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将会内生地出现,经济将走上持续发展之路,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环境相容,即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是其外在表现。在经济发展初期,即人均收入较低时,相对于其它物品,环境质量较高,其边际效用很低,因此会出现部分环境租值的消散,即人们为了发展经济,大量排放污染：另一方面建立与实施环境保护制度(也是公共产品)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且搭便车问题较严重,从而环境保护制度的供给也会不足。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人均收入较高,而清洁环境相对不足,其边际效用就会上升,从而人们对于清洁环境进而对环境保护制度的需求就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建立环境保护制度的成本会相应下降,而且由于在经济中往往会出现对于清洁环境极其偏好的某些有力的团体和个体,他们的出现会部分的克服搭便车问题,从而环境制度的供给也会增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污染排放则将逐渐减少,从而使用简单的价格理论解释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存在。另外,论文还提出长期与短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新假说。在长期,为了减少环境租值的消散,较高效的专有产权制度必将建立起来,即长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必定存在；而在短期来看,由于共同价值观念存在路径依赖,变化较慢,往往在某一阶段,环境产权制度的制度成本高于环境租值的消散,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约束使得短期里环境质量可能再恶化,即所谓短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其表现形态如N型、M型等,但是其上包络则必定是倒U型的长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从中国的经济转轨历程来看,在以指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环境的产权(污染权)实际上属于国有企业,由于没有市场交易产生的高价值,执行环境产权的成本不高,环境污染并不太严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私人企业都积极地参与到瓜分资源、环境的租值的行列中来,导致环境租值的大量消散,即环境迅速恶化,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不过环境租值的消散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当消散的租值较高(污染较严重时)、国有经济的利润受到严重影响时,国家出台了严厉的环境法规以界定环境的产权,导致环境质量的改善,库茨涅茨曲线产生拐点。在90年代,农业用地大量转向工业用地,地区间增值税分成导致的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实际上对于大量原来的国有资源界定了专有产权,根据科斯定理,就可以使用市场价格准则减少租值消散,表现为财富的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环境产权的保护成本较高,仍然引发了部分环境租值的消散,即污染的部分增加。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的成立即是强力执行环境产权的机构,当人们的努力不再被引导向对于免费资源寻租而是创造新知识,才是现代增长的题中之义。当然,以法规来界定环境产权可能会不很清晰,对于某一产品、要素、工艺的限制可能导致另一种产品、要素或工艺来替代受到管制的环节,致使短期库茨涅茨曲线表现出N型、M型等形态。污染技术受到限制也可能激励清洁技术的创新,由于技术研发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提供部分资金、促进技术推广都将使环境资源的配置达到社会最优。三、计量数据的实证检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