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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探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验及启示 　　摘要：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遵循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大学使命，坚持以追求效用为标准的研究传统，强调以创新素质为核心的培养目标，采取标准考试与综合评价并重、核心知识与专业成长结合、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联合、课堂教学与学术实践融合、市场机制与团队协作共生、平台搭建与奖励机制并行的方式培养创新人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借鉴美国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推进我国高校科研改革、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深入开展创业教育，是推动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之需、探索之思和实践之路。 关键词：人才培养；研究型大学；创业教育；拔尖创新人才；美国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3-0043-08 收稿日期：2017-02-26 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及改革研究”。 作者简介：靳玉乐（1966-），男，河南邓州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廖婧茜，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对中国教育发出的深刻拷问。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人才为推动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进入21世纪，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使人类面临新的挑战，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我国高校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不仅是对“钱学森之问”的行动研究，也将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变革和发展。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历来有以人才培养带动科技创新的文化传统，其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背景 美国研究型大学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承担着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培养任务。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 （一）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大学使命 冷战时期，美国面临日本、德国等国日益明显的工业技术优势和苏联的潜在军事威胁，意识到科教兴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一时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职能主要是以科技创新带动社会发展。为提高教育质量，美国相继颁布《国防教育法》（1958）、《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国家处于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1983）、《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1983）、《美国为21世纪而准备教师》（1985）、《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1）等，力求通过教育系统重建来确保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先地位。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这场角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84年，美国教育部发布了《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潜力》的报告，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提出了27条改进建议。1987年颁布的《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也提出了本科教育改革的建议。为进一步明确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美国于1988年发布《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又名《博耶报告》）。《博耶报告》指出：研究型大学应“造就出一种特殊的人才”，“这样的人将是下一个世纪技术、学术、科学、政治和富于??造性的领袖”[1]（P22）。换言之，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应将“创造性”作为能力考核的重要标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一批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规范等作出调整，或推出了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学习、研究、实习方案，以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二）以追求效用为标准的研究传统 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的科学研究最主要的特征是反对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二元论，主张运用经验获得知识，崇尚实用技术理性。实用主义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务实思想的形成。正如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美国人认为哲学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有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他们是十足的功利主义者[2]。如果说“有用即真理”刻画了实用主义关注真理应用的实践效果的价值观，那“知识即效用”则阐释了实用主义检验知识标准的方法论。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美国的科学研究的特点是：提倡研究的“科学性”和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美国人提倡科学的研究思维，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在整个国家科研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也表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与创新。20世纪美国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使教育研究的范式从历史研究走向实证调查则体现了这一思想[3]。同时，美国重视将科研成果与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1980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