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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拔尖科研人才养成激励结构错置及其完善 　　摘要： 人们往往将我国缺乏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因归咎于大学治理过于行政化而限制学术自由，但这很难解释与政治和价值判断无涉的理工科拔尖创新人才也同样匮乏的现象。从大学拔尖科研人才养成的激励结构来分析，大学拔尖科研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研而优则仕”的错误的激励结构。“研而优则仕”并不符合拔尖科研人才的追求目标，对于所激励的群体来说并没有递增的激励效果。“研而优则仕”激励结构的激励错置导致科研人力资本的流失，并使科研人员内心对于学术科研产生疏离，这才是拔尖科研人才逐渐消失的原因。大学正确的科研激励结构是要激励拔尖科研人才对科研的积极性，而不是对于非依附于科研的物质、地位的追求。 关键词： 科研人才；激励机制；激励结构；激励错置；研而优则仕；“钱学森之问”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3-0051-05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刘月明（1996-），女，河南汝阳县人，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应用数学研究；王燕飞，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 震惊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学者及教育家的普遍关注。针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学术界给予了积极回应，各种探析原因的文章纷至沓来。从教育学角度，有学者认为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并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从哲学角度，有学者认为“钱学森之问”的精神实质是“历史理性的科学哲学”的贫困[2]；从心理学角度，有学者认为教育未遵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杰出人才冒不出来的原因[3]；从管理学角度，更有学者认为教育领域中问责主体部分功能效应的缺位或错位导致了高等教育未达到培养目标[4]。现有的研究通常将“钱学森之问”质疑的主体默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而客体为大学生。但依笔者来看，“钱学森之问”的客体也可以是大学教师，毕竟大学校园里的杰出人才还是集中在教师这一群体，它所质疑的就是当前高等教育没有支撑教师的创新活动。 一、归因与归谬：我国拔尖科研人才匮乏的原因何在？ 大学拔尖科研人才通常指的是支撑和提升学校学科水平的核心人才群体，一般是学科带头人及其后备队伍，大部分集中在教授、副教授这一群体中。我国创新成果的匮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想转变这种局面，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拔尖科研人才科研活动的障碍因素。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拔尖科研人才匮乏的根源在于大学的行政化。大学行政化是指大学由教育机构异化为行政官僚机构，行政权力在大学占主导性地位。大学行政化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干预，也包括学校内部管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压制。学术界一直关注大学行政化问题，揭露了大学行政化的弊端，“去行政化”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政府放权、大学自治、教授治教、学术自由、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等论点都相继被提出[5]。这些建议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大学行政化依然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它并不是科研人才匮乏的本质原因。我们认为，科研人才“叛逃”学术另有深层次原因。 大学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教师的科研自由，但是，将大学的行政化视为科研拔尖创新人才匮乏的本质原因似乎理由并不充分。行政对学术的干预，在人文社科方面也许还可以一说，因为人文社科总体上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是倾向于人类精神世界建构的学科[6]；而理工学科通常关注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理工学科的学科性质往往是与政治无涉的。行政人员由于自身的知识局限一般不会过多地介入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故而从事理工科教学研究工作的教授应当有更大的学术自由空间，而理工科在拔尖科研人才数量方面同样也呈现出一片萧条；而且，理工科专家、教授“弃研从政”或者行政、学术“双肩挑”的现象也同样屡见不鲜。这就很难用政治环境影响学术科研来解释。因此，行政权力的干预并不能作为抑制知识分子创造活动的根本原因。 由于在大学中拥有职位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力来获取科研资源，因而在大学中呈现出“官而优则学”的现象，往往级别越高，获得的科研资源就更多，“学问”也就跟着大了。在大学中拥有职务就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而老老实实钻研学术的学者往往难以得到想要的科研资源。因此，在科研资源稀缺的环境中，追寻职务就成为一些科研人员的一种激励。一些原本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科研人员，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一旦取得一定科研成绩，便会自觉或不自已地走上行政之路。而过多地涉及行政事务，使得这些有潜力的科研人才最终也就泯然于众人。因此，错误的激励结构才是大学拔尖科研人才匮乏的根本所在。 二、研而??则仕：拔尖科研人才养成的错误激励结构 林毅夫教授在分析“李约瑟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