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会善堂史.PDFVIP

中国善会善堂史 ——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夫马进 （日本国京都大学文学部） 今天，我想讲一些有关中国善会善堂史中近代以来的事情。主要的话题是清末民国 初年之际，曾经使用的“善举”概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关于善会善堂大体上的历史，我写了《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1997 年），其后经伍跃、杨文信、张学锋将其翻译成中文，2005 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因 此，今天的话题就不涉及该书已陈述过的内容了。 拙著的中文出版发行后，听说在国际互联网商务印书馆的网页上刊登了相关的介 绍与出版广告，后来当我在电脑上看到这些内容时，确实吃了一惊。因为在拙著的广告 中，说我“借鉴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让我感到吃 惊的是，我在中文版绪言中曾明确写道：很早以前读过哈贝马斯的著作，不过我觉得， 如果在研究中国前近代社会中，使用这些来自西洋历史的“ 公共领域”和“市民公共性” 的 概念，最终无疑会像寻找“ 资本主义萌芽” 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一条死胡同。实际上， 我在拙著中除了批判美国学者之外，对“公共领域”以及“近代的公共性”的概念一概 没有论及。商务印书馆的宣传广告与我的本意是完全不相干的。但是，我想这个广告也 许是现在中国历史研究动向的一种表现。关于哈贝马斯的这些概念，中国在日本之前， 即 1992 年以前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就已经开始使用。在专著方面有朱英的《转型时期的 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这是一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正面探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的 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后，在中国涉及哈贝马斯及上述概念的论考相继发表了许多。目前， 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进展如何，我希望能得到在座各位先生的明示。 我在 1980 年前后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曾设想“明末出现的善会善堂，经过三百 年后，成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基础。”这当然与哈贝马斯的“近代市民社会”的概念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正如拙著介绍的那样：1912 年即辛亥革命的次年，在用英文出版 的朱友渔《中国慈善博爱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中，Public （公共 的）一词，作为关键词被使用。朱友渔是早哈贝马斯近百年的历史人物，他对在此之前 的中国史以什么作为基础而能够形成“民主主义”“市民社会”，进行了考察。不论我们 是否使用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词“Public ”在约一百年之间大概是 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 我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不是根据哈贝马斯的概念而出现的，也不是想在中国史研 究过程中对它进行验证的东西，而是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间在日本国内兴起的“乡绅研 究”中出现的。当时，日本国内的“乡绅研究”普遍认为清末民国初期的土豪劣绅源自 明末。对此，我认为那些被称为“地方公议”的府州县一级的公议，在明末时期常常由 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提倡并实施，这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生员论”的基础，也是清 末上海兴起的地方自治的原始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的研究与朱友渔所关心的问 1 题极为相似。因此，也有与哈贝马斯的“市民的公共性”观念相近的地方。 可是，研究的结果表明，从明末到清末期间，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在善会、善堂 事业广泛开展的过程，同时国家的影响也在增加。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与国家的 混淆”。简单的说，善会善堂以它原有的形式是不能成为近代地方自治的前身的。可以 说上海的事例只属于少数的例外。但是，虽说是例外，在上海有个叫做同仁辅元堂的一 善堂，与近代地方自治机关的总工程局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民国上海县续志》所云“同 仁辅元堂实为地方自治之起点”，即是一个明确的证明。而且，我注意到为了公共事业 而组建新上海总工程局之际，采用了旧善会善堂组织形成时完全相同的方式，这两个组 织机构还同样出版了《征信录》这样的事业会计报告书，并将其公诸于众。这就是说， 在评价善会这样新的结社方式出现于明末的时候，不是将它视为与国家对抗而出现的新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