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企业决策机制评价.docVIP

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企业决策机制评价内容提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认为科学设计企业决策机制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之一。文章首先基于合作博弈下的班茨哈夫――科莱曼权力指数建构理论模型，论证了股权配置中处于较为弱势的群体，其实际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视，需要合理地考量他们的利益诉求。然后，实证分析了企业决策机制的利益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利益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均明显受到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并对企业所有制和规模也较为敏感；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执行力是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确保企业决策顺利进行的法宝；此外，外部市场治理也可视为一种有力补充。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合作博弈　决策机制　决策效力　协调效力 一、引言 近十年来不断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息从各大媒体中传出，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地震捐款事件和三聚氰胺事件，以及经常有所耳闻的化妆品铅汞超标引发的民事案件，每次对事件企业的讨伐都会把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推到风口浪尖。不难发现，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呼声越来越大的今天，所有这些典型事件只不过是“非常态”下的极端表现，其数量只是冰山一角。与之相对应的，企业在“常态”下是如何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从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 基于对公司内部制度安排的理解，并结合笔者对浙江21家制造业企业的深度访问资料以及1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研究结果，认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执行归并于企业公司治理制度和决策机制的联合设计是值得尝试的。当前许多企业决策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股东主权观”的影响，无论是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还是企业决策的目标，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相对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久而久之则埋下了社会责任危机的隐患。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股东主权理念如何加人中国元素，在企业决策机制中引入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企业内部权力制衡的同时又能优化企业决策机制，是本文就理论层面的思考，这些与已有文献指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满足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很高正相关的结论”(纪建悦、吕帅，2009)是不谋而合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利用合作博弈分析对企业内部权力制衡问题进行探讨。其次，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通过深入访谈和大样本实证检验对评价决策机制的两个方面(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进行验证与讨论。 二、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权力制衡理论模型 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约束力的假定对于各种法律、体制还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是苛刻的。因此，在“非完全约束力的协议”的环境中探讨合作问题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参与者拆解由于约束力协议缺陷而引发的利益诉求矛盾冲突，形成合作局面并逐步趋向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张朋柱等，2006；杨荣基等，2007)。笔者引入合作博弈下用于量度企业权力的的班茨哈夫――科莱曼(B－C)权力指数来说明公司治理制度与权力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Banzhaf，1965；Coleman，1971)，倘若参与者iεθ加入联盟是决定性的，那么参与者iεθ就有一个摆盟(Swing)，用θ1表示摆盟总数，即iεθ起决定性作用的次数，计算方式如下： 考虑这样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其决策机制可能受到股东、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这四类利益相关者影响，用N＝{1，2，3，4}表示。假设这家公司决策按照持股量投票决定，并且投票中只要超过半数票量(不含)，决策即被通过。现分析经营者与其他三类公司治理主体之间的股权配置权力与实际权力。假设股东、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的持股量分别为49％、24％、16％和11％。通过摆盟的计算可得：股东有6个摆盟，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均有2个摆盟，为此：β1234[V]＝(0.50，0.17，0.17，0.17)。 研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股权配置直接与实际权力影响力相挂钩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股权配置(投票量)的权力分布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实际的权力分布。比较A与B列中的数值，不难发现股东实际权力略大于因股权配置而享有的投票权力，因而在实际公司治理中股东起到主要治理者的作用并不足为奇。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的股权配置并不相同，却得到了相同实际权力的计算结果。由此可见，在股权配置中处于较为弱势的群体，其实际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视，在决策机制的设计中，也应该合理地考量他们的利益诉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推论：包含利益诉求主体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机制可能比包含利益需求主体较少的股东单边治理机制能够获得很好的治理以及决策效果。 三、决策机制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在股东单边治理下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研究可追溯到委托代理理论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