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盗贼重法”解析——兼论“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律传统.PPT

北宋“盗贼重法”解析——兼论“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律传统 “ 刑乱国用重典” 的法律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影响至今。“ 盗贼重法”在北宋实施几十年, 是这一传统时间跨度较大、波及面较广的一次实践, 但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反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盗贼重法”取消不久, 宋江等人就在当年实施该法的核心地带举起了造反旗帜。文章以此为个案, 从道德和实践合理性等角度分析和研究, 揭示“ 刑乱国用重典”传统观念的错误和短见。 一、概念 （一）重法地 “ 重法地”指实施“ 盗贼重法”的地区。在推行重法的前二十多年间, 重法地的范围以首都所在地开封府为中心, 向北、向东、向南扩展。 （二）重法人 “ 重法人”指依法应受重法处置的“ 盗贼” 。 有三类：在重法地活动的“ 盗贼” ；户籍在重法地的人, 不论他们在何处从事“ 盗贼”活动；某些情节较严重, 或有其他罪行的“ 强盗” 。“ 盗贼重法”是加重处罚重法人及其庇护者的法规。 二、以恶制恶 “ 盗贼重法”产生于皇帝和国家机关的命令, 是一定范围内要求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 并且包含了对违反者的刑事处罚, 因而是北宋众多法规中的一种。但盗贼重法采取同罪异罚, 以及直接处罚无辜者等措施以制止盗贼, 非常不合理。 盗贼重法” 的“ 重”包括两个含义第一, 加重对“ 盗贼”的家庭和“ 盗贼”包庇者及其家庭的惩罚。第二, 加重对执法官兵的赏罚和对告发者的奖赏。第一层意义上的加重, 使无辜者成为直接目标第二层意义的加重也可能让无辜者蒙受冤屈。 周显德五年七月和宋建隆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法律, 都有惩罚“ 盗贼”未分家亲属的内容, 但被惩罚者对犯罪行为必须满足“ 知情”或“ 同情并知情”的条件。“ 盗贼重法” 的刑法理念明显落后于后周和宋初。不杀无辜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 “ 不行不义”与“ 不杀不辜”常被人们相提并论。 罪刑相当与同罪异罚、不杀无辜与株连亲族, 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所以长期共生共存, 既与统治者的权力不受限制有关, 也与中国法律原则受到实用主义对待有关。强盗与窃盗是一种恶, 同罪异罚与罚及无辜也是一种恶。后者来自权力极大的统治集团, 可能导致更加广泛的社会危害。如果如果以恶制恶没有达到制止“盗贼” 的目的, 则社会所承受的危害的总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而这类手段的长期运用, 还会使法律原则和法律实践的分裂状态继续下去,公正、公平、具有道德感召力的法律就将是永远的梦境。 三、并非事出不得已 也许有人会说, “ 重法”是对付“盗贼”泛滥的临时策略, 不得己而为之。宋朝确实是把“ 盗贼重法”作为权宜应变的非常法。但是，重法发布于嘉佑六年, 而嘉佑年间是仁宗朝天灾人祸较少的时期外部与辽夏无战事, 内部没有鄂邻、王伦、张海等在庆历间那样大规模的暴动。相比之下, 嘉佑前十多年的庆历间,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得多。但是，先前运用执法手段既然可以对付一波又一波来势汹汹的“ 盗贼” , 则嘉佑间制定和实施非常法并无充足理由。“ 盗贼重法”不是为了应对突发或异常紧急事变的需要, 而是为了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宋朝大臣文彦博说“ 臣闻刑平国用中典。自唐至周, 五代乱离, 刑用重典, 以救一时。故法律之外, 轻罪或加至于重, 徒、流或加至于死。权宜行之, 以定国乱可也。然非律之本意, 不可以为平世常法。” 文彦博不反对乱世用重法, 但反对施之于平日。这代表中国古代法律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 盗贼重法”并非出于不得已, 它与实施非常法应当遵循的准则明显背离, 是不能用非常法的名义谅解的。 四、目标能否达到？ 大量历史记载表明, “ 盗贼重法”实施以后, 重法地依然是“ 盗贼”活跃的地方。在元佑二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间, 重法地几乎是有增无减。叮‘重法”显然从一开始就无力担当制止“ 盗贼”的重任, 地域的扩展不过是希望更多的“ 盗贼”感受威慑。第一, “ 重法”如果发挥了制止“ 盗贼”作乱的作用, 则重法地的身份应该是短暂的, 开封府应当最早被排除出重法地。第二, 绝大部分后来的重法地都出现在早期重法地附近。如果“重法”具有足够的威慑作用, 则周围地区的“ 盗贼”应该望风敛迹。 以重法赏罚之严厉, 为什么连短期制止“ 盗贼”都做不到？ 一般地说, 刑罚愈严酷, 威摄力就愈强, 而执法难度则愈大。因此, 执法力量必须有较大提高, 才能保证刑罚加重仍能将罪犯逮捕归案, 才能有效维护法律尊严。如果严酷的立法不与执法环节互相配合, 则一度下降的犯罪人数可能会逐步上升。“ 盗贼重法”就陷进了这样的泥潭。 另外，用重法处置盗贼, 加剧了执法力量不足的矛盾。决策者并没有考虑加强执法力量以配合“ 重法” 。重法地的扩大, 赏罚的加重, 显示宋朝主要采取了比较低下的政策, 结果不仅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