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文化：动画形象的符号学研究.docVIP

动画文化：动画形象的符号学研究动画文化的精髓通过动画形象集中体现，动画形象是典型的文化符号文本。本文通过梳理世界动画文化理论，指出应在批判性的动画理论基础上，建构实践性研究，为动画理论研究开创一个新层面。导入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从符号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切入研究动画文化和动画形象，可以探究动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动画形象的符号意义，也可为当前的动画实践导向。 [关键词]动画文化；动画形象；符号意义；符号学研究 　　动画艺术本身是综合性的，它包括造型、动作、语言、绘画和声音等表现手段。这些手段又以不同的方式在动画形象上集中表现，构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信息传播越来越趋向图形化、动态化、互动化的时代，动画形象以其独特的视觉形式与审美要求被更多的人认可；动画形象也以其视觉传达的世界通用“语言”形式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因素；动画形象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动画大师宫崎骏坦言，“禁不住会去思考动画片所担负着的文化重任”[1]，宫崎骏的动画充满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之美，他的“作品中没有大量当前被广为推崇的高科技手法。真正用来感染观众的仍然是影片中所蕴含的那种精神力量。”[2]他常常赋予少女动画形象厚重的思想。“艺术动画家们试图挖掘动画深层的艺术性和文化性，以各种手段造成动画艺术与现实的间离效果，使动画作品成为人类生活的哲理寓言。”[3](P19)每个国家的艺术动画家都试图挖掘动画形象深层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让其创作的动画形象包含更多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艺术趣味，并能适应全球地球村大众的欣赏习惯。这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动画电影是否趋向成熟的标准之一[4](P24)。将动画文化置于动画技术之上，是动画作品成功的秘诀。动画形象的生命力与人文科学发展共消长，与社会思潮同进退，对其的研究应放在人文科学变迁和社会思想变迁整体发展的格局中。 　　 　　一、批判与建构：世界动画文化与动画形象的理论研究 　　动画实践领先于动画理论研究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承载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艺术创作形式的动画，早在 20世纪初就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时代审美观照的组成部分。但动画技术和动画内容日新月异，动画学术研究却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法国的乔治·萨杜尔是较早关注动画艺术独立文化价值的研究家。20世纪70年代以前，动画研究一直是电影研究的附属，乔治·萨杜尔对动画的研究也是归属于电影的子门类，他在《世界电影史》第22章《动画片(1890-1962)》中的论述，是世界动画研究早期的重要文字描述，这些最初的资料成为以后动画文化分析的基础性文本材料。之后，动画研究逐渐从电影研究中脱离，有了独立的研究空间。有关动画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美国连纳德·马丁的《美国动画史》(1980年)、意大利动画史学家贾纳尔伯托·本达兹的《卡通：一百年以来的动画电影》(1994年)、唐纳德·克拉夫顿)的《米老鼠之前，1898-1928的动画电影》(1993年)，是世界动画理论界对动画文化和动画形象研究的开始。 　　从此以后，动画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子类型被纳入文化研究领域。鉴于华特·迪斯尼在动画领域的杰出成就、迪斯尼公司在世界动画业的特殊地位，在相当时期内，西方动画研究学者运用多种文化理论，以迪斯尼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察世界动画文化现象和动画形象的文化现象。例如，戴夫·史密斯编著的《迪斯尼最新动画百科全书》、沃斯科·杰里特的《理解迪斯尼：幻想的生产》、帕特·威廉姆斯和吉姆·丹尼编著的《迪斯尼传奇》(2004年)，是世界了解传奇企业迪斯尼动画文化的资料。阿里尔·多尔夫曼和阿曼德·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的《怎样阅读唐老鸭：迪斯尼动画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1971年)，讨论了唐老鸭形象对于当时新近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是最早关于文化霸权主义的研究之一。梅尔森·马克的《正确还是错误——皮诺曹的道德与故事结构》(1989年)、约翰·罗林的《好莱坞动画电影中的非洲美国人形象》(1990年)、本克夫·迪安的《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麻醉效应》(1992年)、瑞贝卡·安妮的《公主与魔术王国：迪斯尼公主的功能》(2004年)等学术成果都是对迪斯尼动画形象进行特殊影像类型分析的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亚洲的屏幕充斥着的都是西方尤其是迪斯尼的动画片和动画形象，亚洲的动画文化生产与动画文化研究处于失声状态。状态的改观源于日本动画在世界亚文化圈的崛起和流行，由此引发了西方学者对日本动画亚文化全球化传播现象的浓厚研究兴趣。大卫·戴瑟的《为什么是日本动画?》(1996年)，霍门的《日本动画的跨文化元素：魔女宅急便与北欧观众》(2000年)，苏珊·纳普尔的《动画——从阿基拉到幽灵公主——体验日本当代动画》(2000年)，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详细解读日本经典动画作品和动画形象，探讨了日本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