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的辨伪与考证程序.ppt

凡是朝廷的典章制度、社会的风俗习惯，都可以作为考辨书的真伪和年代的依据。 如《亢仓子》说:“衰世以文章取士。” 以文章取士，即科举，六朝以前所无，入唐始有。亢仓子是庄周的朋友，战国时人，怎知考八股之事？由此可知，一定是隋唐以后的人著的。 又如《六韬》有“帝避正殿”之事，避正殿，先秦以前所无，汉后始有，周朝哪有此种制度呢？ 《六韬》题吕尚撰，记周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为伪书。 姚鼐云：“周之权曰钧不曰斤，其于色曰玄、曰黑、曰 缁， 不 曰乌，晋、宋、齐、梁、陈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 姚鼐是从度量衡制度的层面进行辨伪的，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器物很能说明问题。 1972年4月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发现了《六韬》的竹简若干，证明西汉时已经传世，说《六韬》是周初的书当然靠不住，可能系汉初人所著，但也掺杂了后人的一些伪品。 （2）利用语言与时代的关系来辨别： 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更迭，总要给语言以影响。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也就处于不断变迁之中。 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反映其所属的特定时代，我们若能利用书内的特定时代的语言，也可以辨别书的真伪。 高本汉把《左传》和《论语》《庄子》《国语》等书比较，发现《左传》所用的方言虚字和代词，与其他古书不同，与鲁国其他书籍也不一样，《左传》所用非鲁语，因此，认为《左传》非孔子作，亦非孔门弟子作，也不是司马迁所谓“鲁君子”作的，当是另一人或他的同一学派中数人所作。 至于古书中出现的称谓、专用名词以及某些特定的提法，往往是考辨真伪最好的线索。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指出： “《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 先秦未之闻也。” 仅仅抓住“儒生”这一个名词，就把伪作《列子》的时代上限，限制在汉代以后了。 先秦所用的韵和《广韵》有种种不同。如“为”、“离”今在“支”韵，古在“歌”韵。《诗》《易》都不以“为”、“离”叶“支”。 以“为”、“离”叶“支”韵，战国末年才有。《九歌·少司命》以“离”和“辞”、“旗”、“知”叶，《离骚·东君》以“蛇”和“雷”、“怀”、“归”叶。《韩非子·扬榷篇》以“离”和“知”、“为”叶十。 我们再来看《老子》，便觉奇怪，第九章：“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竟把“知”字叶上文的“离”、“儿”、“疵”、“为”、“雌”。 梁启超说：“我素来不相信《老子》是孔子时的作品，这个证据亦很重 要。从此可断定《 老子》必定是战国末年的人做的。若是《老子 》确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所作的，便不应如此叶韵。” 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云： 尽管古书的伪造者竭尽全力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下侵袭……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它的破绽来。 可见，了解语言的时代特点，对我们辨识伪书、伪资料很有帮助。 历史上不少书是后代人托古的伪作。对这部分作品的识别、辨伪，除了依据作品的内容外，从语言的时代特点入手，也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 （3）从文体来辨别 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 如《黄帝·素问》长篇大段讲道理 ，不独三代以前，即春秋时亦无此种文体，用《论语》《老子》等可作反证。故此书年代可定为战国至汉。 即使甲时代的人模仿乙时 代 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 旧诗中的“排律”一体，唐、宋、元皆未有，直到元末杨士宏选《唐音》，才以“排律”标目，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仍之不改，便一直沿用下来。《孟浩然集》标有“排律”一体，故《提要》认为已有误入，断非原本。 《山谷精华录》题黄庭坚撰、任渊编，而其书列有五言排律之名，作伪之迹显而易见，其属于“伪题编者”亦已毋庸置辨。 若从文体辨别文学作品的真伪，更加容易。如词的起源，中唐刘禹锡、白居易始渐为之，字语参差，只有单调，到了晚唐才有双调。李白生在盛唐，却能作《菩萨蛮》《忆秦娥》那样工整的双调词，可知必系伪托。 （4）从文法来辨别 凡造伪者不能不抄袭旧文。我们观察它的文法，便可知从何处抄来。 如《中庸》传说是子思著的，子思是孟轲之师，《中庸》应在《孟子》之前。但依崔述考证，《中庸》却在《孟子》之后。证据很多，文法上也是一个。 崔述把《中庸》《孟子》相同的“在下位不获乎上”一章比较 字 句的异同，文法的优劣，说《孟子》“措语较有分寸……首尾分明，章法甚明”。《中庸》所用虚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适。” 可见“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 又如，贾谊《新书》早已亡佚，今本十之七八是从《汉书·贾谊传》抄来的。 《贾谊传》的事迹言论，《新书》拿来分做十数篇，各有篇名 。 前人说是《汉书 》采各篇成传，其实如《贾谊传》的《治安疏 》，全篇文章首尾相顾，自然是贾谊的作品。 而《新书》也分做几篇，章法凌乱，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