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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城市偏向及农业经济增长关系探究 财政分权、城市偏向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中国1994年进行财政分权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导向下，财政支出结构内生于地方政府在追求政治晋升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发展农业往往被置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低底限，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挤占农业财政支出的倾向更普遍，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中央政府历年来重视“三农”问题，财政支农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国家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大量学者对财政支农的已有研究结果普遍表明财政支农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因此，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支农以推进农业经济增长。这样就导致了在城市偏向政策导向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各省市间的农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财政分权、城市偏向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需重新审视它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引入分位数回归思想，探讨现有财政分权、城市偏向是否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概况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不可否认，劳动力、土地、资本及农业技术等基本要素对农业产出有重要影响，制度因素通过影响农业要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效应[1]。 　关于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大量学者作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主要用两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一是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的基础上，在国家层面或者省域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测定财政支农的边际产出效应[2-8]；另一种是在省际层面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测定财政支农的边际效应[9-13]。这些研究都得出了财政支农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的财税制度和城市偏向的影响，本研究则把财政支农作为财政分权、城市偏向的间接影响因素来探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财政分权政策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农业支出。宁满秀[1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蔡忠燕[15]通过利用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得出财政支农可以显著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李晓嘉[16]也指出自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财政分权不能有效促进财政支农的增长。但“为GDP增长而竞争”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完全忽视农业，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发展也是其考量的目标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可利用财政分权对农业作出积极反应。续竞秦[17]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地方财政支农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支农具有显著正效应。高彦彦等[18]指出中央转移支付带来的非本级财政收入可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进而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李雪松[19]利用省级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制度变量对农业经济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效应，但不同的时段和区域差异明显。/yanjiu6439369.html　　 在中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下，农业生产效率一般难以充分发挥，间接促使农业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增长。高彦彦[20]指出城市偏向政策导致物质和人力资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杨良松[21]基于1994-2006年省级数据发现，财政分权减轻了城市偏向，且省内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农业支出尤其是农业农村生产支出。正是在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增长财政支农力度，这是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之一。 　这些文献通常假定了中央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个假设条件明显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财政分权在城市偏向政策导向下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进而扭曲了公共支出中的财政支农，抑制了农业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由于中央政治压力，特别是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财政分权的机制更能有效加大农业支出，会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两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均通过财政支出对农业产生影响，而针对农业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两者对农业的影响大小不一致，最终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为此，本研究将对财政分权、城市偏向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旨在探讨现有的财政分权、城市偏向是否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 　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参考已有研究农业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农业经济增长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