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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IMF第一常务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全球经济走向如何？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能否持续？IMF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称IMF）正在进行被许多人视为其成立61年来最大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票份额。该组织的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在8月底通过一项提案，特别增加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在IMF的投票份额，并在9月16日－18日的IMF年会上由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讨论。 IMF的这一改革动作，可看做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必要之举。面对新兴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愈发重要的地位，面对私人资本在全球市场的大规模流动，面对全球的失衡以及各国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IMF要胜任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之责，必须有所改变。 全球经济走向如何？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能否持续？IMF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已为世人所密切关注。在IMF年会前夕，《财经》记者采访了专门来京参加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的IMF第二号人物――第一常务副总裁约翰（John Lipsky），听取他从IMF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利普斯基9月1日就任IMF第一常务副总裁。此前，他先后担任过JP摩根副董事长以及JP摩根、大通曼哈顿、所罗门兄弟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私人部门的长期工作经历，被认为将有助于IMF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及风险。 全球不平衡 《财经》：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现象？ 约翰利普斯基：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全球经济表现得非常好，最近五年更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好的时期。全球经济不但增长强劲，而且增长的分布更为均衡；同时，尽管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率仍处于40年来的低位。简言之，增长的速度更高，其波动性更低；通货膨胀率更低，其波动性也更低，而且增长的好处也被更多的人分享。 另一方面，全球不平衡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这是从何而来？这来自储蓄和投资的差额。美国的储蓄率低得异乎寻常，而在美国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储蓄率非常高，投资率则非常低。这样的后果是各国内需增长的不平衡。必须采取措施来更好地平衡全球的储蓄和投资，以维持全球经济的良好表现。 《财经》：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 利普斯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私人储蓄率持续上升的周期。如果政策处理得当，储蓄率就会上升。这些政策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低通货膨胀。另外，可以采取财政方面的措施，比如说，取消对储蓄行为的双重税负，甚至可以对储蓄采取税收优惠。最后，改善结构性的预算赤字也将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加信心。 在欧洲和日本，结构性的改革将带来结构性的需求上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些地区生产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可以一扫这几年笼罩着他们的悲观情绪。欧洲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可不止是2％――我从来不相信这些国家有任何理由接受这么低的增长率。我相信，这些国家也确信，结构性的改革会增加他们经济的灵活性，从而带来良好的效果。 《财经》：你为什么认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表现会好得多？ 利普斯基：它们在过去五年来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并且有望持续强劲。过去一年多以来，其内需更强，尤其是企业投资。这个趋势会延续，这样就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从而带来收入的增长以及更多的消费支出。 日本、欧洲的企业利润表现非常强劲，说明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私人部门的企业行为驱动，而不是公共政策。当然，公共政策有助于结构改革，不过，这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国内经济的更大灵活性以及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他们保持强劲的增长。这个增长是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之上的，即更有效的投资，更强劲的消费，同时更少地依靠出口。因此，应当采取的政策简单明了――从强化金融体系和金融企业结构开始，改进资金和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般而言，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使得改善资金配置和资源配置、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这个过程更加容易；而管理这个过程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采取更有弹性的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 结构性改革 《财经》：你一直强调结构性改革，那么在欧洲、日本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之间，其结构性改革有何异同？ 利普斯基：细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有所不同。但最首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应该是所有结构性改革的先导。 在欧洲和日本，迄今为止，企业融资所依赖的金融体系主要是由银行借贷所主导，而不是证券市场。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答案不在于技术，因为同样的技术随处可得；真正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