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南洋华侨教育民族性.docVIP

旧式南洋华侨教育的民族性 吴明罡 吴明罡，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吴明罡，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论文提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量居民因生活所迫或商业利诱等原因频频远赴东南亚（旧称南洋）谋生，平民多成为契约华工，从事各种苦力劳动，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商民则成为南洋资本家和商贩，促进了南洋市场经济的繁荣。随着契约华工期满后滞留南洋和南洋华商的定居，南洋华侨社区不断扩展，二代侨民也成批涌现。为了发扬和保持中华人民的民族特性，保存中国语言文字的实用性，防止子孙后裔因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而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南洋华侨决定仿照中国国内的教育模式，创办了私塾、学校、学社等传统教育机构对二代侨民实施华文教育。旧式传统华文教育因循守旧，反而促使当地华侨华人保持了传统的民族特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华侨华人社会。 关键词：南洋　华侨教育　民族性　中国 据考证，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中国人移居南洋。唐朝是我国历史非常的开放的一个朝代，盛唐时，海陆交通四通八达，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十分发达。很多外国人移居长安经商、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有很多中国人移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高僧义净，公元671年赴印度研究佛法，归途中曾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Srivijaya） 室利佛逝当时是非常强大的海上贸易国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居住，长达十余年，因而有学者认为义净可算做是印尼最早的华侨之一。公元十世纪时，一位阿拉伯游历家马素提（Al Mas’oudi，一译马斯欧迪）所著的《黄金牧地》（Les Prairus d’or,一译《金草原》）一书中记载了马素提本人游历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经历，在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途经苏门答腊东南部沿海地区，看见那里有许多中国人从事农耕种植业，据悉他们都是唐末黄巢起义失败后逃至此处避难的义军及其后裔。 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因而中外学者共认为10世纪时就有一批中国人定居在南洋。但是，中国居民开始大批奔赴南洋，并在南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华人社区应是在宋朝时。宋朝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海上交通远胜于唐朝，南洋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当时中国人下南洋乘坐的是帆船，主要依靠季风的作用实现负重远航，如果因事耽搁，错过了季风时节，只好等以来年再返回中国。因而，一些商民不得不住在南洋，久而久之，娶妻生子，成为今天意义上的华侨，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住蕃”。至元明两朝（1271－1644），中国的海上贸易和交通工具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因商贸关系移居南洋者就更多了。特别是明季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将印度洋的海上航行权全部揽入中国人手中。郑和的壮举打通了中国与南洋诸岛的交通要道，建立了彼此间的经贸往来，加强了南洋诸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维护了华侨的利益和安全，为他们出国与南洋之间进行商贸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华侨由上遍布于南洋各地，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集中居住区，即华侨“新村”。从南洋方面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势力开始入侵南洋。为了掠夺南洋丰富的资源，西方殖民者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居民被诱往南洋。特别是明末清初，大批中国人因避战乱流亡到南洋，促使南洋华人社区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清政府厉行海禁，鸦片战争前，逃亡到南洋的中国人为数不多。以爪哇为例，据1739年调查，当时华人聚居最集中的巴达维亚华侨也只不过才有14960人。 室利佛逝当时是非常强大的海上贸易国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 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李学民　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15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华侨华人才真正开始大批地移入南洋。当时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良好的谋生愿望，自愿飘洋过海投靠亲友以谋求自身经济条件改善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他们多数在国内受过一定的旧式教育，对祖国文化有着较深的认知和感情；另一种是被迫背井离乡，或是被诱骗到南洋的契约华工。他们多数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内陆贫民和手工业者，文化程度较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口口相传或耳濡目染的原始方式，他们对故土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二者赴南洋的渠道是不同的，前者是以散客形式陆续地抵达，后者是被“掮客” 掮客或居间掮客，在古代商业史上又称“居间人”、“代办商”、“经办商”等，是为买卖双方说合贸易，评定价格需要花费口舌的人，俗称“牙人”。以批量的形式集中转运后登陆到南洋各埠。英国自占领槟榔屿与新加坡时起，就已进行了从中国直接输入契约华工开发殖民地的尝试，并使槟榔屿和新加坡成为向其属地和非洲、美洲、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