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边境对外贸易发展.doc

国内边境对外贸易发展论述 在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边境对外贸易基本陷入停滞状态，仅有个别民间交易行为存在，恢复酝酿阶段(1978～1981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在客观分析国内外局势并充分吸收开放通商历史经验基础上，于1978年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早期的开放主要针对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时期在大环境影响下，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开放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对保守态度，但民间经济交往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为之后的沿边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重启阶段(1982～1991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东部沿海开放初见成效。1982年，党十二大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加之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朝边贸会谈率先重启。随后，中国分别于1982年和1983年恢复了新疆对苏联和内蒙古对苏联、蒙古的边境贸易。为了规范这一时期的边境贸易，我国先后下发了若干文件，如《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方法》(1984)、《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1988)、《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0)和《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1991)等。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3年)。在经历了酝酿和重启两个阶段后，中国边境对外贸易迎来了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国际环境日益稳定，西南边境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始实施。解体后的苏联，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迅速扩大;就国内而言，199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黑河等四个边境城市的通知》下发，宣告沿边开放正式启动。同年，中国打破了单一的由国家统一经营的外贸体制，允许个体企业、集体企业直接参与边贸、地贸经营。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对外贸易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同时，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开始以邻国为踏板和通道，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边境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以黑龙江省为例，其1993年对俄边贸进出口额达26亿瑞士法郎，比1992年增长30倍，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达470项，劳务输出达1260人。[5]1992年、1993年云南省仅边境小额贸易就分别占全省进出口额的30.54%、30.25%。波动调整阶段(1994～1998年)。由于国内相关政策的不配套和监管问题，加之毗邻周边国家开放重点的转移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在高速发展同时，也隐含诸多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等。因此，1993年下半年，一些省份开始出现了边境对外贸易额下滑的势头，1994～1995年，边境对外贸易额更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下跌趋势。为了促进边境对外贸易长期良性发展，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边境互市贸易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办法等，以此规范中国边境对外贸易。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了一定曲折，但从边境对外贸易的长期发展考虑，这一时期却意义重大，因为中国边境对外贸易的主体、贸易形式及贸易规则等都得到了相对有效的规范和规制，促进了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在改进与调整中发展。稳健发展阶段(1999～2007年)。1999年后，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全球经济呈上升趋势。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摈除了中国加入WTO的最大障碍。同时，伴随着缅甸加入东盟，拥有5亿人口，覆盖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区初步形成。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俄罗斯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6]为呼应周边国家经济形势的改变，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提出了“兴边富民”行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6月，对20种商品停止执行边境贸易进口税收优惠政策，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通过相关战略的出台和政策的调整，说明中国对边境对外贸易发展有了更为明确和科学的定位，更强调边境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而不仅仅是数量的攀升。因此，这一时期中国边境对外贸易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健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深化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进入后危机时代，但中国毗邻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通过商品出口，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因此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相对较弱，由此中国边境对外贸易仍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中。同时，中国参与次区域间合作日益密切(表略)，并对不同边境省份有了更具针对性的功能设定，相应成立了喀什经济特区、四大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等，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推动了中国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