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与五四新文学.doc.docVIP

“歌谣”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姚 涵 一、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民间文学运动?1918年至1925年间,围绕《歌谣》周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一批“五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近世歌谣征集和研究运动。以此为起点,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这绝非一时的个人兴趣或历史的偶然。周刊的诞生,触动了同时代很多期刊、杂志有关“歌谣”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五四”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新文学创作中开始注重其价值与意义,他们对“歌谣”的研究、借鉴恰恰是这场民间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代的整体倾向是知识分子以启蒙为目的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甚至文学不得不牺牲部分自身特性参与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但是,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倾向——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更多地从本土化角度思考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资源开始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歌谣》周刊的创立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1)? 歌谣运动首倡于1918年1月底。(2)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北大歌谣征集处很快成立。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校长启事》里,蔡元培发出号召,同一期《纪事》专栏也刊登了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3)。?《简章》发出后三个月内,征集处共收到歌谣1100多首。从1918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学日刊》(第141号)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亲自甄选、审定的歌谣在《日刊》“歌谣选”专栏陆续刊出。?从歌谣征集处的章程及其活动来看,此时的歌谣征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征集方法上寻求“真”。即《简章》的规定——“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刘半农等已经认识到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显著区别,也就是其“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而想要忠实记录歌谣尤其是方言俗语,需要一定的语音记录技术,所以征集处确定由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尽量按口头语音记录。这也显示出刘半农等对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形态有着相当的尊重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二是歌谣征集内容上倾向“文艺性”。对入选歌谣所作限制——“寓意深远”、“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以及“有天然之神韵”,几乎预示着中国现代歌谣运动天然地对文学性有着特别的关注。这似乎与刘半农自身的诗人才情和智慧分不开的。后来的文学实践中他也一直将歌谣与现代新诗连接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其后的歌谣研究会一直将“文艺性”作为歌谣搜集、研究的标尺。? 虽然刘半农于1920年春留学法国,但这种有意识的搜集举动的确开启了国内报刊一时风气。北大很多教授也对此热情不减。在“歌谣征集处”基础之上,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发起,从1920年12月19日起把“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工作班子改成拥有会员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沈兼士任负责人。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研究会得以重新整顿,负责人仍是周作人,执行编辑是法语系学生常惠。与其发起有关并为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胡适、沈兼士、顾颉刚、钱玄同、董作宾等。开始,周刊仅在每周一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发行,随着刊物的发展,从1923年9月23日第25号起,《歌谣》开始独立发行。直至1925年6月28号停刊,共出版96号,增刊一期。在其暂时停刊后,另一份杂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续刊登歌谣,同时其登载内容也指向更宽泛的民间文化文学领域。到1936年,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日常工作,《歌谣》周刊再度发行,在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一个月停刊。?《歌谣》周刊创立者有文学家刘半农、胡适、周作人,他们本身就是文学革命的先锋,新文学创作的主力;还有语言学家钱玄同,力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有史学家顾颉刚,从本土化的史学研究中生发出对民俗的兴趣。(4)在起步阶段,歌谣同人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真正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生动的资料,没有直接可以搬用的成熟套路和研究范式。歌谣研究会所拟《发刊词》成为这一时期研究会成员的行动纲领。《发刊词》规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 与征集处简章相比,研究会《发刊词》有两处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