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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导论(二) 曹诗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三、新婚姻法的宏观抽象评价 　　透过新婚姻法增改删补的外在表现，切入立法发展完善的内在意旨，应该看到，新婚姻法并不是简单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是在一定层面(尽管不彻底、不充分)从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八O年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从这个角度把握，新婚姻法在宏观上凸现出五个方面的带有指导思想意义的取向和改进特性。 　　第一，在立法技术选择上，谋求粗疏与细密的合理搭配。 　　现代立法技术要求，立法必须恰当把握法律规范结构的细密与粗疏的关系，一方面使主要的、实体性的法律规范、法律条文都是具体、完整的，使每一个环节、方位都没有漏洞，保证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对某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抽象和概括，使法律规范具有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的一般化效能，保证法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实现法律的价值互补和功能契合。鉴于八O年婚姻法抽象概括性有余、具体针对性不足的明显技术缺失，新婚姻法着力于技术改进，谋求立法技术上粗疏与细密的合理搭配，取得两点效果：(1)在总体上继承了八O年婚姻法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在局部制度设计中克服了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结婚、夫妻财产制、离婚等几项主要制度的法律规则开始走向明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了规范的形式约束力，提高了相关制度在社会适用中的安全系数。(2)初步完成了规范结构的合理配置，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相呼应，较好地形成了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新婚姻法在整体构造和一些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中，基本上是按照假定、处理、制裁三个立法要素进行技术处理和改进，并且引入了法律责任机制，建立起相关制度的责任保障，做到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相对应，法律责任的幅度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吻合，法律责任部分对违法行为的认定与行为模式中义务性规范相一致。这一技术上的进步不仅使法律规范结构完整、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控制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不失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而且通过规范化的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施控方向，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合法的积极行为，禁止、防范消极行为，制裁、矫正违法行为，创设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是便于法律关系主体认识、把握、遵守、执行法律规则的操作实效的要求，更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第二，在立法的价值定位上，坚持个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 　　婚姻法的价值定位既是立法确认和保护的权利、利益在主体归属上的倾斜重心所在，也是法律在设置权利、义务、责任时的本位指向，是立法的社会背景、指导思想和宗旨的集中体现。纵观婚姻法的发展历史，可以将婚姻法的价值定位归列为三种样态：一是以维护社会利益为重心，以个体的义务、责任为本位，而实质是家庭本位、国家本位、家长权力本位;二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重心，以个体的权利为本位;三是在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权利与义务、责任之间折衷调和。 　　新中国的几部婚姻法一贯坚持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协调统一，既强调婚姻家庭的社会性、公益性，奉行“齐家治国安天下”的古训，维护婚姻家庭所负载的社会公共利益，张扬个体对国家、对家庭、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又充分肯定婚姻家庭的微观性、私益性，贯彻婚姻自由和家庭成员平等、民主、和睦的“家庭自治”，确认和保护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说价值定位的这一取向在五O年、八O年婚姻法中已有反映的话，那么新婚姻法则显示得更充分、更完整、更细腻，并因此而成为新婚姻法的一大特点。认识新婚姻法的这一价值本位，要注意理解和把握三个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的属性内涵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偏废。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类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矛盾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和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性能和社会需求;超越范式，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现代社会的控制、发展模式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