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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公文纸背文献：中国古文书家族的新丁 古籍公文纸背文献：中国古文书家族的新丁 近代以来，我国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首先开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近代考古新材料的三大发现或曰四大发现。称三大发现者通常指商周甲骨文、战国至西晋简帛文献、十六国至宋初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称四大发现者则加上属于宋辽夏金元时期的黑水城文献。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的对象则主要是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以及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石仓文书等等。经过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文献新资源的整理、开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对文献新资源整理与开发涉及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乎涵盖了传世典籍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献的高潮。不过，在目前已出考古新文献基本整理完毕（仍有一批正在进行中），各地古代公私档案《包括民间散存的各种文献》正陆续进入相关地区、部门研究者视野或已着手整理，普遍认为除了将来考古新发现之外已无大宗新材料、新文献发现空间的情况下，其实仍有一笔非常丰厚却基本不为人所知而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源，这就是蕴藏于我国传世典籍文献中的公文纸本文献。 　　公文纸本文献主要是指公文纸本古籍纸背的官私文书、账簿文献（极少数文书、账簿内容与古籍内容位于同一面）。公文纸本古籍，又被称为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子纸本古籍等，因其是利用古代官私废弃的文书档册、帐簿、书启等纸背来刷印或抄录书籍而得名。据统计，目前存世公文纸本古籍共计100余种，最早为宋代，元明时期相对较多，又以明代善本数量最多，清代很少见。该种文献的正面为善本古籍，背面为原始文献，相对于一般善本，其具有双重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且公文纸本古籍是废纸利用的结果，是用废弃官私文书旧纸印刷、抄写新编新刊书籍，因此纸背文献在形成时间上早于正面文献，纸背文献是一次利用文献，正面文献是二次利用文献；纸背文献是原始文献，正面文献是次生文献。同时，纸背原始写本文献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文献，往往只有一份，而正面印、抄本文献则可化身千万，往往流传存世的不只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纸背原始写本文献往往是孤本文献，而正面印、抄本文献往往是重本文献。从两者逻辑顺序和逻辑关系来讲，一次文献早于二次文献，原始文献优于次生文献，孤本文献珍于重本文献，写本文献高于印本文献。一言以蔽之，每一公文纸本古籍虽是同一版本同一纸文献，但背面文献和正面文献却有着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同的时间、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价值，公文纸本古籍纸背原始文献的价值总体上高于次生印、抄文献。 　　虽然公文纸本古籍自清代以来已经受到版本学界的极大重视，在藏书目录中往往着重提及，但因纸背文献较难获取，故这批丰富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一直未能纳入历史学界的研究视域。20世纪30年代开始，公文纸本文献开始进入学界研究视域，如日本学者杉村勇造20世纪30年代发表《元代公牍零拾》一文，对4件公文纸背元代文献进行了释录说明；竺沙雅章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一文，对我国公文纸背文献的数量、收藏地点等进行了初步清理。此后一些介绍性、研究性的论文开始在我国国内学界零星出现，但相关文献的公布及整理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界出版公布了2种公文纸本文献：一为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纸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宋人佚简》为名出版；一为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纸背文献，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收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在此2种文献出版之初，笔者即已开始对其进行专门的整理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成果主要汇编于《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和《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两书当中。近年来，公文纸本文献的价值逐渐引起了国家及学界的高度重视，从2012年到2015年6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公文纸本文献整理研究项目已有5项获准立项，分别为：王晓欣2013年一般项目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元代户籍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魏琳2013年青年项目古籍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纸背文书整理与研究；孙继民2014年重点项目古籍公文纸本《洪氏集验方》和《论衡》纸背所存宋元公牍文献整理与研究；杜立晖2015年一般项目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宋坤2015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