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国有银行改革.doc

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国有银行改革编者按：在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列上日程并已付诸实施的时候，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必要性就成为了一个备具争议性的话题。人们在问，引入战略投资者为何成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必经之路?为何此次银行业改革着重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而不向民间资本开放?我们是否在贱卖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中国银行业将为此面临什么样的新风险? “以开放促改革”的经验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国有银行的改革?种种疑问，需要讨论，需要得到解答。为此，本刊将“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国有银行改革”作为本期名家论坛的主题，希望专家们的见解能够解开这种种疑问。 李伏安：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是与非，应该从是否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面貌，是否有助于完善内控和公司治理，是否提高了财务状况和管理水平几点进行判断。 当前中国银行业虽然和跟过去相比风险水平有所下降，银行的风险面貌有所改善，但是与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风险总量仍非常高，高风险状况不仅关系到整个银行业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问题，甚至威胁到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平稳运行，因此对银行业进行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在这一轮的银行改革中，国有银行纷纷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从监管层面来说，引入境外投资者对外有助于提高国有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对内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改善财务状况、提高管理水平。但在这个问题上，国内仍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我们应该从以下几点判断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是与非：是否提高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面貌；是否有助于银行完善内控和公司治理；是否提高了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管理水平。从实践中看，上述的部分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当然由于外资进入国有银行的时间还不长，我们不可能要求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立竿见影。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银行业正朝着改革的方向迈进。 其实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需要讨论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路径的选择、时机的选择、选择的余地和权利。 首先看路径的选择，要解决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财务困境或者资本不足问题，提高国有银行的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最终还是要落实为花钱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做法是由国家买单，结果是政府出钱越来越多，银行的不良资产层出不穷。这表明，政府出资即便能一时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也不能改变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那么引入民间投资者是否可以呢?民营资本进银行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民营资本进来是为了投资银行，而不是为了控制银行，把银行变成他的提款机；二是民营资本进来以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银行做有助于银行发展的决策。上述两点，目前我们还不能作肯定的回答。因此，对民营资本进银行我们要格外审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资者是带着利益关系进来的，因此也会同时带来他们成熟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被投资的银行发展好了，他们才能获利。从这个角度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我们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之一，虽不能说是惟一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较优的选择。 其次是时机的选择。是等我们的银行改革成功了，再到境外卖个好价钱；还是边引入境外投资者边提高国有银行的投资价值；还是我们坚持银行改革在内部进行，一旦改革不成功，爆发了金融风险，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要引资，就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贱卖了。对上述三种方式进行比较选择，我们只能边引资边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发展来求稳定。第一种方式固然好，但是成功的概率有多大，一旦不成功怎么办，我们必须认真考虑。 最后是选择的余地和权利问题。在银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有多大的余地，有多少时间，有多大的权利做选择。虽然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没有爆发在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离危机还很远。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始终落后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步伐，部分原因是出于金融问题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换一个角度，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后，他们难道不希望中国保持金融稳定么?毕竟这里也有他的利益。如果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后，有助于解决银行的竞争力问题、就业问题、稳定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再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金融开放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王廷科：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靠自身的机制转换来完成，以开放促改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才能快速推进。 从历史角度观察，国有银行改革已进行有20多年，但在人世之前，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大量不良资产正是在改革以后形成的。国有银行真正的改革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靠自身的机制转换来完成，真正的产权改革也难以在各方力量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