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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改革及发展模式探析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多年来，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改革走了许多弯路，究其原因，还是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已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之故。那么，农村信用社究竟应该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可以说，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是举步维艰。 农信社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信社“合作制”的实际情况 可以说，我国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合作”。例如，在法人治理方面上的形似神非。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抓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从形式上看，农信社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建立了“三会一层”(理事会、监事会、社员大会、经营层)的管理框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首先，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严重。信用社内部虽是“三会一层”，但实际上被理事长、主任等内部少数人控制，导致了合作社不能按照既有的方向发展，社员代表大会形同虚置；由于农信社的理事长、主任、监事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由省联社提名指定，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内部指定，并非真正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导致监事会缺乏独立性，实际上只能充当简单的内部稽核、审计职能，根本体现不了监督作用。 农信社“股金”面临的困境 从社员的入股动机看，从信用社获得收益和服务才是真正目的。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管理体制的问题造成信用社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导致亏损，不能向社员分红或返还利润，还要使其承担经营风险，弥补信用社亏损，使得大部分农民不敢在信用社入股，并出现了社员要求退股的现象，影响了股金的稳定性，并引发了诸多矛盾。 农信社对持股期限的要求。在农信社深化改革期间，要求投资股比例必须达到30％，资格股达到70％，而投资股按规定不能退股，只能用于转让，资格股必须达到三年，并且符合一定条件，经理事会同意才能退股。农民收入较少，辛苦挣来的钱一般用于活期储蓄，以备急用，但受社员持股期限的限制，使得即使是一些富裕户、城市居民、工商户、企业主等亦不敢在农信社入股，即使有些信用社的年股金分红比例达到6％，仍不能激起社会公众的入股积极性，致使现有股金难以稳定，更谈不上增资扩股。 农信社服务对象的“城市化” 农村的城市化，使得农信社服务对象日趋城市化。现行的信用社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起来的，一般按行政区划设置，不仅乡村有，大中城市也有农信社的机构网点。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位于城郊地带的农信社客观上已没有了“三农”服务的对象，有的已没有了农业贷款。据对城郊结合部的农信社调查，城镇工商业者和个体工商户已成为这类信用社的主要客户。例如，某区联社共有信用社42个，分社61个，储蓄所2个，职工人数为2055名。从服务对象看，农户和农村个体工商户占20％，城镇居民和工商户占80％；从业务量上看，后者占到存款业务的72％、贷款业务的75％、结算业务的73％。这种现象在山西省候马市、临汾市尧都区等表现的尤为突出。 农村的经营环境迫使农信社服务对象城市化。由于农业保险体系、担保体系和农村信用建设体系不健全，农业经营分散和高风险性，农民可变现的抵押资产有限，加之部分农民的信用缺失，使得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尤其是农户小额农户贷款形成大量不良，给信用社带来巨大风险，从而也就使农信社在拓展农户贷款上困难重重，造成信用社对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根据笔者对某县信用社2008年发放的3672笔总共13486万元农业贷款的调查，有1173笔2351万元的贷款是农户将信用社发放用来养殖的信用贷款，私自挪用盖房、购买彩电家具，信用贷款支持的项目无力经营，贷款到期无力偿还形成不良；还有347笔贷款，金额711万元，用于支持农户养殖，由于受到甲型H1N1型流感以及禽流感的影响，使支持的农户蒙受巨大损失，无力偿还贷款，形成不良；另外还有329笔2711万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农户，农民专业化规模养殖，他们同样难逃大环境的影响，目前处于正常结息状态，但无力偿还贷款本金。信用社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有效益，没有效益的企业必定会走向灭亡。信用社为了谋求效益，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发展重点转向城市。 信用社业务经营上的“商业化” 管理体制决定了农信社的发展趋势。农信社自成立之初在业务经营和管理方式上就深受农业银行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用商业银行的监管办法，且各种制度都依托于商业银行的制度，这都为信用社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消化不良贷款等历史包袱迫使农信社追求利润。传统的合作金融，主要向社员提供融资服务，其经营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长期的经营中形成大量不良贷款，信用社要生存就必须自己消化这些不良贷款，必须追求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等历史包袱。反之如果农信社不追求利润，最终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临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