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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口政策调整下的 婚产假改革 语 2017年将是我国人口政策调整后迎来的第一个生育高峰年。这个高峰期的到来，必将 衍生出很多的社会话题。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本源，人口政策的调整对家庭、企业、国家都会带来一系列 的影响。于国家而言，必然影响整个国家的代际抚养与即期、远期的财富分配；于用人单位 而言，必然影响其生产效率与人工管理成本；于家庭而言，必然带来生活支出与养育成本； 于女性而言，必然影响其职业生涯的长期规划与发展，各种社会影响不一而足。 生育权是女性享有的位阶很高的基本权利，单位的生产、经营及其用工权利，本质上是 一种经济性权利，无法与之抗衡。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应如何改革所赋予女性的婚产 权利，以适应人口国策的调整? 比如，生育二胎的女职工，其晚育假要不要给?其丈夫的护理假要不要给?“三期”假 给多长才能让生育女性身体得以有效恢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 因此，每一个地方出台细则都会引起一股舆论热波，而焦点大都集中“三期”假的长短上。 可见，影响人类再生产的这一政策始终牵动着社会的神经。 从各地出台的条例来看，由于立法和政策允许差别化，生育待遇存在不小的差别。各地 对生育奖励假政策各有千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k．．职,-r*-y以享有30·90天不等的 生育假，丈夫享有7—30天的陪产假等。不过，大部分地方也规定，生育二胎的女职工不享 受晚育假，丈夫不享有护理假。 假期的地方自主性带来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不同区域间劳动者权利差异，产假属于女职 工基本劳动权益维护范畴，其长短主要由女职工生产后身体恢复至健康状态所需时间决定。 时间不同是不是意味着不同省份的女性，其身体恢复的时间也不同?其次是影响企业的公 平竞争。目前劳动者享有的结婚生育休假中，除“98天产假”明确由生育保险制度保障， 假期成本由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承担外，劳动者的婚假包括各地自行规定的10—30天不等 的婚假以及计划生育奖励假(除个别地区)等假期成本均由企业独自承担，企业成为“假期” 成本的最终埋单者。再次，当前劳动者婚产假规定政出多门，随意性较强，缺乏监督。婚 产假规定分散，国家统一规定和地方自行规定并存，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和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律法规规定并行，某些条款还存在，中突。一些地方在制订出台婚产假政策时，未能综合 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和成本负担、劳动者的实际需求、社会整体假期制度衔接、国家福利政 策落实及监管等。 婚产假关乎劳动者婚姻、家庭，涉及生育权、休息权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国 家的人口国策已经做出调整，那么，婚产假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适时改革，改变 政出多门的现状，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制度整合、成本承担主体多元化的假期体系。 唯有如此，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 微言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7年第4期1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