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中官员职务消费的逻辑批判.docVIP

　　公共管理中官员职务消费的逻辑批判|第1 　 一、引言 在公共管理的不同领域，公务员构成了行政主体，官员成为这个主体前进方向的导引者。官员的行为不仅影响政府公共管理的效果，也同时影响着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工作效果。职务消费是一种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特殊的非正常的行政行为，它的流行和泛滥是今天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也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造成了危害。霍尔巴赫曾经指出：“如果最高权力真的只能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这本来就无可怀疑，那么，人民决不会允许一个人或几个人获得确定不移的的权力去给其他广大人民制造不幸。如果最高权力依仗的是征服别人即依靠非正义力量取得的，那么任何一个勇敢的公民都可以有正当理由夺回它，任何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一旦找到合适的手段就有权消灭它。”[1] （P.90-91）职务消费的基本的结论是：一个方面，职务消费正是给其他广大人民制造不幸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公共管理的使命中，职务消费是政府行政行为不能为维护公共利益服务并且产生正的绩效，造成了政府组织致命的损伤。 二、职务消费的特征 职务消费在中国不同层级的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成为官员的普遍行为，以职务消费为主导方式的公共管理明显的具有普遍性。许多官员和政府组织把推动公务活动的场所从政府机关的办公场地引向了餐桌、公车、旅游、娱乐过程之中，并由此引起新工具的配备——政府实际控股的餐饮酒店、大规模的高档公车、多功能的、设施俱全的康乐中心、配置一流的手提电脑等等，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由政府财政支付的餐费、车辆费、话费、旅游（考察、培训）费、上网费等等，造成行政成本无节制的增多，用途监控失效，行政负担日益加重。 这种现象伴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到来而到来，并在以后的行政过程中随着政府角色的转换不断翻出新的花样。从地域上分析，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这种消费风潮来得甚早，而广大的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政府官员追赶这种消费的欲望大大超过追赶经济指标增长的欲望——经济没有上去，职务消费的水平上去了。形式上多样化、内容上丰富化，层次上高档化。 这是否是一种必然的行政工作方式呢？是否唯如此才能提高行政工作的命中率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行为暗含了更深一层的思想就是在中国的行政行为推进过程中，并存着两条道路，或者两种规则：一是依靠制度的推进方式，一条是依靠潜规则的推进方式。后者比前者似乎更有效果，而职务消费正是这一潜规则重要的实践环节。 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行政推进是依靠这种方式吗？中国曾经有过的传统行政时期是依靠这种方式吗？并非这样。在国外的案例中，我们会发现德国总理在周末的时候是开着自己私家车到郊外休闲的，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用于生活的住房中，总理也必须支付房租。而八十年代以前甚至更早的中国，公务人员一旦摊上公款吃喝的名分，那就会是行政工作的一种耻辱。在各种案例的分析中我们还会获得这样的结论：行政工作的推进决不是依靠职务消费方式的不断推新来实现的，职务消费是中国公共行政畸形发展的剪影，由此发展下去会造成很大的行政恶果。 那么，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职务消费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消费规模的扩大化。职务消费规模扩大是从消费范围界定的，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初的职务消费一般表现在饮食方面，从误餐补贴和四菜一汤开始，逐渐向“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吃需好”的方向发展。中国行政在1949年以后，政府公务人员的一些生活用品是由政府配置的，普遍的配置行为中体现出相对公平的原则。因此，这一领域初期不存在后来的职务消费问题。饮食只所以成为消费领域，重要的原因是由此开始的消费行为与职务紧密关联，与权力大小成一定比例。而职务和权力的运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距离从餐桌上开始被拉大，职务消费因此成为特权阶层和拥有大小不等权力的人的身份标志。在饮食消费中，消费的扩大化既表现在餐饮内容的多样化，而且由此延伸出来的消费链在不断延长。餐前的康乐休闲，餐中的歌舞伴唱，餐后的娱乐消费不仅使饮食为主体的消费内容成倍增加，更重要的是规模不断扩大，一级一级效仿。同时要说明的是，饮食消费不是一般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加入的，因此，能够进入其中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政治前途的象征。 与饮食消费一样，其他领域的职务消费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公车数量和公款通讯工具越来越多，政务名义之下的交流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官员数目不断增大。 消费群体的普遍化。随着规模的扩大化，职务消费变成官员的普遍行为，普通官员越来越多参与其中。普遍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借助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成为公务前进的助推剂。一般的地方官员会把国家之间交往中的外交礼仪与方式和自己的职务消费划等号，会把一些体现国家意志的中央政府行为与自己的行为划等号，出现了“我为什么不能请”想法，出现了“我为什么不能检阅地方武装力量”的闹剧。也就是在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