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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差异中跋涉的学者:霍夫斯泰德荷兰人霍夫斯泰德根据他在IBM任职时的调查,对管理中的文化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阴柔气质-阳刚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五个维度,建立了一个适用于管理的文化分析模式,得到了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在管理学之外文化研究领域有众多成果,但从管理角度讨论文化差异,给出操作对策,霍夫斯泰德具有开创性。正是这种开创性,使他的成果引用率极高,在管理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上,霍夫斯泰德是把文化研究融入管理研究的一个标志,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相对于在文化研究中已经有了丰硕成果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以及社会学领域正在兴起完善的社会网研究,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为文化人类学进入管理学拉开了序幕,为管理思想的新发展提出了一个来自文化的新课题。　　在跨文化管理领域,荷兰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得到了管理学界的关注,《经济学人》称他“或多或少地把‘文化差异’变成了一个管理课题”。他凭借在IBM公司的调查,提出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从而确立了欧洲学者在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1928年10月,霍夫斯泰德生于荷兰小城哈勒姆(Haarlem)。城市虽小,故事却不少。19世纪法国文豪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名著《黑郁金香》,就是以当时的哈勒姆为背景展开的。如果说荷兰是“鲜花之国”的话,那么哈勒姆就是“鲜花之城”。几个世纪以来,荷兰是和郁金香联系在一起的,而哈勒姆就是荷兰郁金香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每年产自这里的郁金香,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不过,霍夫斯泰德在哈勒姆待的时间不长,4~17岁时,他跟随父母先后搬到海牙(Hague)和阿珀尔多伦(Apeldoorn),先后在这两地上学。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和定型时期,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对霍夫斯泰德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的,不是鲜花之城的芬芳,也不是启蒙阶段的学习,而是惊心动魄的战争。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宣战后,法国自恃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采取被动防御战略,史称“静坐战”。德国为了对付法国,避开马其诺防线,改走北线,所以,荷兰首当其冲。虽然荷兰已宣布“中立”,但依然不能免于战火。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进攻荷兰,仅仅4天之后,荷兰军队投降,威廉明娜女王(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e)避走英国,组织流亡政府,坚持抵抗。直到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在瓦格宁根(Wageningen)向加拿大军队投降,纳粹在荷兰统治了五年。　　五年的亡国经历,使年仅17岁的霍夫斯泰德对战争有了切身体验,对异邦统治的文化差异有了直觉感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05年,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第二版中,霍夫斯泰德以悲切的笔调写道:“人类历史是由文化群体之间的战争组成的。”很多人都以为战争源于领土扩张,而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冲突也是战争原因之一。“外敌的存在总是维持内部凝聚力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不同的东西是危险的’已经成为许多文化的基本信念。种族中心主义认为,一个民族与生俱来地优越于其他民族,并以此作为理由为维护这种优越性而使用的暴力进行辩解。……文化悲观论者甚至怀疑,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了敌人还能否存在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战后美苏对峙影响着全球,殖民地则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日本投降后的两天,1945年8月17日,原来属于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脱离荷兰统治。然而,荷兰并不承认印尼独立,而是派军队前往镇压。直至1949年底,在联合国的干涉下,以成立“荷兰-印尼联盟”的形式,荷兰最终承认印尼独立。1945年,霍夫斯泰德进入专科学校(Technical College)继续自己的学业,在为时一年的实习期中,作为助理工程师远航印尼。这次亚洲之行,使霍夫斯泰德又一次亲身体会到了文化差异。巧合的是,这次文化差异的表现及其后果,亦为战争。　　虽然霍夫斯泰德再次近距离感受到文化差异以及作为文化冲突后果之一的战争,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现实世界的纷争,而是继续自己的学业。从印尼归国之后的1947年,霍夫斯泰德考入代夫特理工大学(Delft Technical University),学习机械工程学。代夫特理工大学位于荷兰代夫特市,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上顶尖的理工大学之一。经过五年的学习,1953年,霍夫斯泰德获得机械工程学位,顺利毕业。由于已经到了服军役的年龄,25岁的霍夫斯泰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