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时代里证词--《人和自我》(广西大学人文).docVIP

严酷时代里的证词 王晓明 (195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读书》，1995（1） 大约半年前，我间接听到一个疑问：“钱谷融先生的名气这么大，为什么文章却不多？”我很能理解这个疑问，十五年前，我做钱先生的研究生的时候，一边搜读他的文章，一边就也在心里发生过这样的疑问。记得有一次，他指着自己那张堆满了书，几乎不容他再铺开稿纸的书桌，笑说道：“我这个人太懒，喜欢读，却不喜欢写”。我竟暗暗地有点同意，以为先生确实是懒了一些。转眼之间，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自己当时的幼稚和简单，不免会觉得好笑。我甚至由此猜想，我最近听到的这个疑问的发问者，一定也是非常年轻的吧。 也是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散文，有的还引起老师的热烈称赞，在后面批道：“非深于情者，不能作此文！”他二十四岁时还写过一篇文言的《说水(述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句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姿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姿态，却明显是表现了他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地要认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 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践踏。四十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五十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一九七八年，他已经当了三十六年讲师，却仍然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别一种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和谦和背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还分明涌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反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期的严酷的生活，却还能保持这样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