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两代人天大情怀_0.docVIP

天津大学――两代人天大情怀1988年夏秋之交，我收到了天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学校的简介：“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天津大学是中共中央首批确定的16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 当时，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为自己能跻身于渤海边的这所百年名校就学而深感荣幸。 踏入天津大学校园后，我深为这所大学的美丽而震撼。水，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性灵。这里的湖水之多，至少是北方高校之最。开学时是初秋时节，湖中油油的水草，摇曳着秋光，令人心旷神怡。 天大有四个湖，分别名曰：“敬业”、“青年”、“友谊”、“爱晚”。除了“爱晚”尚有古韵遗风，其他三湖的名字都给人一种质朴向上之感。虽然青年湖面积最大，但我一直认为敬业湖才是天大的四湖之首。薪火相传的天大精神，从来都无关风月，就如同“敬业”两个字，质朴而深沉。潋滟的湖光，映照着湖畔诸多的苦读身影，清风徐来，伴随着书声琅琅。敬业湖被天大图书馆和北洋广场，及各专业教学楼包围，路过敬业湖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去实验室，或去教室，或去查阅书籍资料，仿佛无心于敬业湖的景色。其实正是这些醉心于学问的人，浸润了敬业湖的风骨，蕴涵了天大孜孜不倦之精神。 白天的课余时间，我喜欢在湖畔读书。湖水清且涟漪，致我学海无央。常常想，老校友徐志摩（曾是北洋大学法科生）笔下《再别康桥》中的康河，也该和眼前的湖景一样迷人吧。当晚霞在西天燃尽、夜幕降临后，我就恋恋不舍地离开湖边，背上书包进入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年月，读了多少书啊，至今为当年没有虚度光阴而欣慰和自豪。 在湖边，我的读书生涯分为两大底色，一是苦读，这个是主色调。二是乐读，这个是调剂性的。所谓乐读，就是快乐地读书，一书在手，联想翩翩，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有时端坐于湖边的长椅上，将书展放于膝上，风吹哪一页，就看哪一页，不亦快哉！人生如斯，夫复何求？ 当时我们系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大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 古汉语老师是施向东教授，他在古汉语尤其是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其著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与唐初中原方音》曾获得首届王力语言学奖。施向东教授授课时一丝不苟之严谨，对我影响很深。 古代文学老师是罗德荣教授，他专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兼任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理事、天津市红楼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等学术职务，发表论文、论著约140万字。罗德荣教授讲课从不说教，喜欢结合现实语境阐述古典作品。记得当时他给我们讲晚唐诗人许浑的《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首诗时，说他大学刚毕业时曾遭遇人生之不幸，被下放到一所很偏僻的农村中学去教书，人生况味无以名状，常有“满天风雨下西楼”之感。一下子就让我们加深了对这首诗的理解。现在我每遇到人生不如意之事，头脑中就会冒出罗老师讲的这首诗来。 美学老师是潘克明教授，他是国内曹禺戏剧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曾出版专著《曹禺研究五十年》等。潘克明教授讲课风趣幽默，课堂上常常引发爆笑，使我们在愉悦中不知不觉地就掌握了很多知识。 给我们影响颇深的老师还有几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教育家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并非有大楼也，乃有大师也。能在这些卓有建树的老师的门下得以求学，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就在大一那一年，也就是我18岁的那年冬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 一个风雪后的清晨，我站在学校的青年湖边，迎着凛冽的寒风，对几个同学说：“我要去看看香山。” 同学们都极力反对。说要去也应在深秋去啊，那时香山的景色最美。 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深秋？为什么不能选择在冬季？我执意要去看看冬日的香山，看看风雪中是枫树是怎样的一种风采。或许这是一种更美的风景，它能让人体味无穷的真实…… 就这样，我带了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个人去了香山。站在冷风呼啸、残叶飘零的山坳里，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百味，皆须我们去品尝。任何悔恨和失落，最终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融在你的生命里，就像那残落的树叶终将融进大地，变成养料，滋润着每一棵成长的大树一样。 此时，我又仔细地翻看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深为主人公的精神所感动。它告诉了我，失败与成功并无界限，生命的意义在于无止境的奋斗之中。 那年冬天，学校广播里老在播放着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车上忧郁地低声唱，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常常为马车夫苦中作乐的精神所感动。确实，一年四季，谁能总生活在多姿多彩、果实累累的秋季？既然无法避免，那就让我们去勇敢地迎接风雪，在飕飕冬风中去塑一桢冷冷的风景。 正是从那时起，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观初步确立：向着目标，风雨兼程。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