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琐小人物 伟大孤独者.docVIP

猥琐小人物 伟大孤独者鲁迅和卡夫卡生活在中西方的同一个时期,两位作家的生命经历和创作作品都体现着两位伟大孤独者的孤独情怀,笔者试图通过比较《阿Q正传》和《骑桶者》,从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形象塑造、个性抗争三个方面,透析鲁迅和卡夫卡的孤独情怀异同。 鲁迅和卡夫卡是中西方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出生比卡夫卡早两年,去世时间比卡夫卡晚十二年。两位大师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异曲同工性,其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两位大师都性格抑郁、孤独,都受过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代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深刻影响。两位大师在《阿Q正传》和《骑桶者》中多层面地表现出孤独情怀的各异。 一、从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透析作者孤独情怀的生命印迹 《阿Q正传》中的阿Q和《骑桶者》中的“我”都是猥琐的小人物,他们的地位、境遇决定了两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 阿Q社会地位低下,是一个赤贫的雇农,以帮人打短工为生,生活孤独惨淡。当革命到来,阿Q幻想造反给自己带来“赵家的元宝、洋饯、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他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却孤独地走上了死亡之路,而留给看客们的却是“多半不满足”的滑稽。 而“我”也是生活贫困,没钱买煤,为了不被冻死只能低声下气地去借煤,“我”自卑孤独,战战兢兢地骑桶而去。结果被老板娘的围裙扇走了,这导致“我”像个赌气的孩子似的“永远消失于这个冷酷的世界,飞到冰山区域”。这次借煤失败是“我”自我宽慰的妄想破灭,孤独的灵魂更加孤独。 两个猥琐的小人物折射出两位大师相似的孤独情怀。鲁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族,迫于生计寄居舅家,被视为乞食者,目睹族人之间的倾轧。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后来他留学日本,在异域受到白眼,使鲁迅亲自体验了民族被歧视的耻辱:第一次出版文学杂志,他试图以文救国遭到失败,品尝了失落的滋味;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著作,他受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更加强了他精神中的抑郁孤独。然而抑郁和孤独激发的却是鲁迅改造现实、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阿Q的悲剧结局是鲁迅经历过自身孤独苦难之后的民族自省,孤独情怀则表现为同“匕首投枪”一样伟大的“孤独的斗士”精神。 而卡夫卡出生在一个原是半行乞的乡下屠夫变成的小工厂老板家,父亲的偏执令卡夫卡觉得“仿佛同父亲的斗争就是全部生活”;卡夫卡与母亲的关系纠缠于爱与不理解之中;他曾三次订婚,又终生未娶,他说,“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他为了描写孤独,宁可自己忍受孤独,同时失却了爱情、友谊和家庭。卡夫卡适应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可以说卡夫卡害怕孤独,但更害怕失去孤独。猥琐的“我”的悲剧命运是卡夫卡孤独心理的生命影射。 二、从小人物的形象塑造。透析作者孤独情怀的生命指向 《阿Q正传》和《骑桶者》都成功地塑造了小人物形象,分别代表作者完全不同的生命指向。 阿Q是最具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从不正视现实,而是自轻自贱、自欺自慰。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幼稚,却真实地反映了阿Q改变自己生活的自发要求。带着浓厚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独立自我迷失。阿Q只是以一个真实活物的生命形式存在的躯壳,在自然生存规律面前自我安慰而最终灭亡。 而“我”处在寒冷与缺煤的困境中,选择“骑着煤桶”飞翔这种方式去借煤,是为了避免失败:“我”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我就喜出望外了”;对于寒冷的生存世界,无力改变,对借煤没有足够的信心。借煤失败是“我”自身性格造成的。“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可见老板娘可能确实没有看见“高高飘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的“我”:“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老板娘说“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敲六点,我们关门吧”也在情理之中。老板娘“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只是“我”的不确切判断,“我”所遭遇的“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也可能是劳作结束时的收工整理,所有这些“我”的臆断导致的后果当然只能由“我”自卑敏感的性格来负责。 鲁迅和卡夫卡都处在一个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面临危机并失去原有价值而另一个新文化体制尚未建立的转型期。《阿Q正传》通过阿O的个像塑造及其周围人物的群像塑造,表现出其改造“国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观念,体现了鲁迅抑郁孤独情怀被激活后的迫切坚定的“立人”“兴国”的理想。鲁迅是立足于现实,是对本民族生存现实、民族文化的揭露和批判,指向中华民族的精神改造。而《骑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