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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人文教育与文科专业转型发展七评 　　摘要：中国实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这在全球都是一件大事，但中国高校好像准备并不充分。本文针对人文教育转型发展所存在的办学定位、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文化素质教育不等于通识教育、转型发展的变与不变、通识课程开设模式与制度、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当务之急、文科专业转型发展等七个问题做了阐述。 　　关键词：高校；人文教育；文科专业；转型发展 　　一、人文教育的办学定位 　　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开展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形成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展现的教育，简言之为人性教育，关键在涵养人文精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文教育即开始萌芽，到后来宋代书院教育、清末“全人教育”等，对人文的理解则更多地注重人文的内化作用，侧重于它的价值观属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人文教育，强调修身养性人伦之情理，培养君子之人格，从而体现出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基本特色。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在知识领域里形成了三大学科群――人文、社会、自然，分?e对应着三个世界――精神世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中，均与人相关并指向人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无疑，人文教育理应摆在学校教育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十多年前，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但可惜这些思想至今在高等学校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人文教育甚至还表现出每况愈下的状况。 　　我们知道，西方大学对人文教育一直高度重视，所形成的“通识教育”众所周知，并曾出现所谓“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所提出的混合型模式等。混合型模式的提出，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全球大学通识教育的代表。该模式主张本科学习英国模式，重点强化通识教育，注重文化传承，而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注重研究、注重创新。以上种种，因为各国教育体制的差别，人文教育的先后和比重略有不同，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都视人文教育为根本。 　　中国高校人文教育问题最突出的是定位不准，其他种种病态均源于此。定位问题根源有三（1）新中国建立以来，大学照搬苏联模式，将专业教育当成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人文教育一直是陪衬。（2）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从素质为本、人文引领的角度统筹研究大学人文通识课程体制机制问题。美国通识教育能有今天，绝非偶然。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就曾拨款，请求大学对学生加强公民教育，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率先推出“西方文明”课程，并很快得到美国众多大学的认同。到1945年“哈佛红皮书”问世，通识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1947年，“杜鲁门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民主与高等教育》报告，就特别强调人文通识教育对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和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强调：“要恢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必须从培养人开始。”可见，他们对人文教育的部署上下协调，全面一贯。（3）中国从太学、国子监等古代高等教育开始，人才培养以“学而优则仕”为导向，其政治功能十分突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流行了很多年，至今对大学人文教育仍有影响。比如仅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又如人文教育价值观全球视野偏窄，特别在当今中国大学吸收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的前提下，更显得捉襟见肘。须知，开展好大学人文教育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底气，是与全球各民族深入对话、促进世界和平的上上策。 　　二、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本末关系 　　解决好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涉及教育目的的问题。教育目的决定人文教育之向背，坚持人本教育目的观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灵魂。自古罗马以来，对人本教育目的的探求来之不易。此前按时间先后有所谓“神本观”（古罗马以宗教神学为本）、“识本观”（意大利等以传播和研究高深学问为本）、“物本观”（资本主义国家以物的范式应用于人，人是信息加工器）、“社本观”（遵循工具理性，要求教育服务社会、服务政治）等。直到20世纪后期以来，不少教育界有识之士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混为一谈，主张教育的生命论根基，这就有了当前正在发展的人本教育观。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仅仅培养可利用的人。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转引自2016年2月10日《光明日报》03版，原载1952年10月5日《纽约时报》）这些论述无不告诫我们教育应注重培养人文素质。正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句名言所说，教育首先是“传道”，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其次才是“授业解惑”，对算术、修辞等这些专业学科的研修。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本末关系自不待言。 　　目前，中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当然离不开科学研究的支撑，但更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