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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总序 史学的原则是：简要地编纂，详细地考证。不要比《春秋》简要，也不要比《左传》详细。《鲁春秋》详细记载了事情的全过程（注：具，全部，一五一十地）。圣人查看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了是非曲直，然后用极简要的评价下结论（注：这种“褒贬”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就是撰写历史著作可以供人研究（资，供给）。左丘明用“传”解释《春秋》，后世的人根据“传”了解事情的原原本本，明白了是非曲直，然后能理解那种极简要的评价，这就是阅读历史著作可以供人思考。 假如没有具体历史事实，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写出《春秋》；假如不知道具体历史事实，虽然让圣人去阅读《春秋》，也不明白评价的依据（苟，表假设，假如。其，代词，代指前面提到的内容。以，介词，用。所以，……的原因）。儒生们喜欢说大话，动不动就说：“不通过传文直接推解经文”。这种说法一定讲不通；有的人能自圆其说，一定是暗自诵习传文，却谎称舍弃了传文（此其，复指用法，共同指代前面提到的事情。或，代词，有的人。私，暗地。诸，之于。云尔，语气词）。 司马光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被世人誉为最好的史书，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先写“长编”，后作《资治通鉴考异》的过程。高似孙所著《纬略》收录了司马光的《与宋敏求书》，《与宋敏求书》说：“我（指司马光）在洛阳呆了八年，才完成晋、宋、齐、梁、陈、隋六朝的内容。唐代的内容尤其多，根据时间先后顺序编写未定稿，每卷长四丈，算来不少于六、七百卷”。又写道：“我写《资治通鉴》，一个事件综合了三、四本史书的内容写成，引用的各类著作，一共有二百二十二种。”（计，计算。杂史诸书，指正史外的各类著作。凡，一共，总计） 李焘所作《巽岩集》也记载：“张新甫在洛阳看见《资治通鉴》的草稿装满了整整两间屋子”（张新甫，不知何人，待考）现在看《资治通鉴》，像淖方成所说“祸水”的话，来源于《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来源于《开元天宝遗事》。所以，《资治通鉴》取材连小说也不舍弃（如，像。并，并行。之，代词）。于是可见，自古以来的史学著作在正史之外广泛取材，分门别类，这种做法一定是有道理的（然则，这样……那么。故，道理，原因）。 现在从总体上概括各类史书，可分为十五类：第一是正史，是所有史书的大纲；第二是编年体史书，第三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第四是别史，第五是杂史，第六是诏令奏议，第七是传记，第八是史抄，第九是载记，以上都脱胎于本纪和列传；第十是月令，第十一是地理类史书，第十二是职官类史书，第十三是政书，第十四是目录，这些类别都脱胎于各类志；第十五类是史评，脱胎于论赞。原来有谱牒，但唐代以后，谱学几乎绝迹（然，表示转折，但是。殆，几乎）。 皇族谱牒既不对外公布，各种家谱也不上报给官方，谱牒只是空留名目，因此把它删除（徒，空。从，根据，后面省略宾语）。 考察私人所撰史书，宋、明两代数量最多（惟，语气词）。因为宋人与明人都热衷于议论，议论不和就产生派别，派别进而形成朋党，一旦有朋党，恩怨就结成了（盖，连词，连接上句或上段，表原因）。恩怨结成后，得志者在朝廷上排挤对立者，失意者凭借写文章来攻击仇家（既，副词，已经）。这当中黑白对错，很是眩惑视听（其，代词。亦，语气词。颇，很，十分）。 可是，尽管书中真伪莫辨，将各种记载放在一块核实，一定可以得到真相。即使书中有不实的内容，把各种材料综合起来考察，也一定能掌握实情（虽，即使，纵然，尽管，表假设。疑狱、虚词，合、参，证、说，质、核都是同义词。情，真实情况）。张师棣所写《南迁录》内容虚妄，同时代的史书并没有记载相关事实（邻国之事，指代金史记载的内容。质，事实）。赵与时的著作《宾退录》用金朝官制作证据来证实了《南迁录》的错误。 《碧云騢》攻讦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确实是梅尧臣所写，王銍相信是魏泰的著作，邵博又再次证实梅尧臣为作者，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焘最后相互参证作出定论，于是到今天都没有不同意见（遂，于是）。这就是考证必须要详细的一个证明（验，证明）。既然如此，那么在各种史书当中，除去本身鄙陋背理，明显没有可取之处的而外，凡是能对正史有所益补的，全部都应该保留下来（裨，弥补。固，因此。均，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