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媒体运营体制转型的轨迹学毕业论文.docVIP

　　俄国媒体运营体制转型的轨迹学毕业论文 自从苏联解体、俄国民主化之后，俄国媒体的运营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部门、媒体经营者和媒体编辑记者之间的互动也在过去十多年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俄国的传媒不但报导了俄国政治改革的真实情况，而且自身也成为政治家和家争夺的对象。在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新生的俄国大众传播体系不断遭到政府机关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强硬介入，致使媒体的专业活动受到了许多不合理的牵制，甚至是不合法的干涉。与此同时，媒体经营的模式从国有化快速转型至私有化与市场化，也直接冲击了大众传媒的生存，然而这却是俄国传媒追求新闻自由和独立自主之际，首当其冲且不得不面临的残酷处境。在叶利钦执政末期至普京当权期间，俄国政府不断加强主管机关──新闻部与作为媒体资源领导集团的“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在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制定相应整合的信息传播政策，另一方面消灭金融寡头的媒体经营势力，同时却让国营天然气和石油集团的资金大量介入媒体事业。，这种政府干预逐渐演变成为一场电视媒体经营执照权的信息资源争夺战，俄罗斯媒体正在由卡特尔垄断性质的媒体向国有公共服务体制转变。 一、“党管媒体”制度的解体 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转轨过程中，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引起了传播者和社会其它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放松共产党国家对媒体的传统管制。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参与制订的前苏联《出版和其它大众传播新闻媒体法》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在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该法律承认新闻工作团体有成立媒体公司的权利，并宣布每个编辑部都是独立的法人，这意味着那时新闻传播媒体已经获得了部份的自由和权利。该法律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范新闻媒体在经济中所应负的义务和如何利用来自国外的投资，以及国家如何管理媒体的金融运作[1]。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1991年前苏联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成立了“印刷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管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 （ lw.nseaC.编辑发布） 在上述《出版和传媒法》尚未通过的1990年，叶利钦的媒体改革总顾问波尔托拉宁在有关“办人民的电视”的文件中就提到：为了适应民主改革，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电视公司，其设想是要与苏联民众熟悉的苏联国家电视台竞争。叶利钦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解释道：它应当是另一种电视，它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对政府进行批评，并对政府及最高层官员的事件进行公开的报导[2]。叶利钦一直认为，报刊、电视对于自己的忠实是某种客观事实，他认为媒体的忠诚是对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贡献的回报。但叶利钦不信任一些有的著名记者，叶利钦认为他们曾经为戈尔巴乔夫卖过力，疑心重重和猜忌心强明显害了叶利钦，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3]。 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争夺最高权力与扩充政治版图的竞赛中，控制媒体经营权或限制媒体活动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传播研究者亚仙.扎苏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而争取一个属于他权力掌控之下的电视频道是叶利钦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愿望[4]。1991年5月，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与当时的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激烈谈判之后，叶利钦终于成功地为俄罗斯联邦争取到开播第二频道《俄罗斯广播电视台》(俄文简称PTP)的权利，这立刻扭转了苏联时期《奥斯坦丁》广播电视公司一家独大的媒体垄断局面[5]。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间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把电视、广播、报纸给我们，我们就能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苏共发动的“八月政变”失败后，大众新闻媒体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奢侈安乐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绪。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为减少保守的州和边疆区地方报纸的影响，出版部曾说服叶利钦计划出版几十种到地方发行的报纸，并准备与新闻工团体一起合作创办这些报纸。但许多报纸在初创时期行事草率仓促，既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制定经营计划，结果一两年之后这类报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办媒体从业者往往只会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在经济管理上毫无头绪。 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签署了第377号《关于保障新闻稳定和对电视广播要求》的总统令，总统令对于新闻市场、自由观点、新闻平衡、职业责任、生态、信息保护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总统令中还强调：大众新闻媒体和权力机关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大众新闻媒体和人权宣言》（欧洲委员会宪法大会1970年第428号决议）、《广播电视管理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75年第748号建议）、《大众新闻媒体与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