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docVIP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 ——西方“革命学”研究 【标题 另外，该派理论家也注意到军队是否忠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军队军官大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平民百姓灌输军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且军队又与百姓互不联系，那么军队则是平抑国内动荡的可靠工具。如果军队都来自土地精英阶层，那么在土地精英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会同情本阶层而站在土地精英一边。而且，军队倘若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便会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忠诚可靠的军队，这样的国家极易爆发革命。 显然，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来看，国家结构功能的削弱或丧失是革命爆发的前提之一。那么哪种社会结构功能最容易削弱或丧失？他们认为有两种。第一是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关系状况。即使政府官僚体制外没有存在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精英集团，但国家与精英冲突仍能发生。梯姆伯格(Trimmburger)认为，官僚体制内部占据行政或军队重要地位的，但又未拥有土地或与地主阶层关系疏远，而同时又接受服务国家和精英意识较浓的这类人，最容易向政府发难。或者政府给予这些人特殊地位，也可能促使他们向政府发难。一旦外国军事或经济压力出现时，如果他们认为政府不具有应付这种压力的能力，他们就会发动“精英革命”(Elite Revolution)。[12](p101～103)精英会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或军事背景去获取国家控制权，重新提取和分配社会资源去应付国家面临的军事或经济压力。正是因为他们自身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深，才有可能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弱化传统势力的影响，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等去应付国外压力。例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98年中国的维新运动、1923年凯末尔建立的共和国以及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军事政变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首先对体制发难的也是这些国家共产党内部的精英成员。第二，有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施惠基础上的(Basis of patronage)，这类国家行政高度个人化，政府领导人维护其政治地位的手段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高度专业的科层制度，而是依靠一套施于恩惠以获得精英或下级官员支持的制度来维持的。其科层制度发育不良，军队系统内部相对独立，为了获得行政官员或军官的有效支持，政府领导人甚至纵容或默许他们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稳定和发展给政府领导人提供可以建立广泛的施惠制度的基础。可是，一旦遇到经济上的急剧衰退或军事挫折，政府领导人没有丰富的资源来施惠时，其施惠制度就要失败，相应的，来自下级的支持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小规模的群众反抗行为便会使政府领导人惊慌失措，腐败的科层制度和军队限制政府迅速扑灭群众反抗的能力。国家功能的失败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覆灭。这类国家就是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所说的“新教会财产制式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13] (p72)实际上，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曾广泛存在，尤其是在非洲更甚。卡翁达时代的赞比亚和恩克鲁玛时代的加纳，其“经济手段成了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在赞比亚，联合国民独立党和“它建立的制度给高级政治家、官员、商人、职业精英，其中包括军事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对“不支持党的官员予以撤换，同时在新的经济洪流中，涌现了一批幸运者，除公职人员外，还有商人与企业家。他们主要是依赖政府而不是依赖市场，其结果是他们支持政府，政府作为回报给他们实惠”。[14] (p227～229) 农民作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主体，不仅意味着职业性质的落后和原始，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一直就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他们控制土地的力量小，数量少，且必须向地主和国家承担大量税收、地租和徭役。在农业社会里，反对经济负担和土地兼并就像工业社会里的工人为了改善地位而罢工同样普遍。农民起义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农民团结程度、农民计划能力和地主阶级脆弱性等几个因素是否同时存在。农民起义直接根源于他们对地主侵占农民耕地、税收和地租加重或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战祸等产生的不满情绪。换言之，当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受到外来力量(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破坏，就会引起强烈的迷茫感和怨恨心理。马丁·斯图亚特—福克斯(Martin Stuart-Fox)在探讨20世纪为什么农民革命多集中于亚洲地区时，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对农民来说是中断其生活轨迹，迷失其生活方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耻辱感，特别是对殖民主义军事失败之后。[15] (p171～173)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提高而又受到挫折，而是出于维护其习惯的权利或恢复其被破坏的习惯的权利而以反抗行为作为其防守性措施。农民的世界观决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