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学毕.docVIP

　　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学毕 【提要】“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思想体系，它深刻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自由”是一个外来词，近代之初输入中国，但在输入的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变异的最终结果是“自由”中国化。因此，中国的自由话语虽然源于西方，但却异于西方，它一方面保留了西方自由话语的某些基本内涵，但同时在内涵上又有所延伸和衍变，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自由思想体系。“自由”输入的过程和在汉语中演变与衍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由”话语的建构过程。应该说，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不仅与西方自由话语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时也有别于中国近代自由话语。那么，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在上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与西方自由话语和中国近代自由话语有何区别？它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被称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人的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从前的不重视人及其个性，也不是说从前的文学没有反映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中国古代、近代也重视人，但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个人才得到尊重，而五四则改变了这样一种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五四虽然仍然强调国家民族的终极性，但并不把人完全从属于国家和民族，“人”本身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具有根本性。周作人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1]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因此他主张提倡个人主义。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近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属于中国现代的“自由”话语。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人对国家、种族和家庭的态度都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但强调人的个性与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李大钊认为，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是精神解放：“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9]又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10]“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1]李大钊关于“人”及其“个性”的观点既是在的层面上而言，但同时也具有理论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李大钊提倡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的意味，李大钊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的本质。在个人的属于国家、家庭的前提下、在人的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下，“修身”不仅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的压抑，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语境中，“修身”就是按照纲常名教泯灭自己的个性，它不过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代名词。所以他说：“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故言之不觉其沉痛也。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李大钊对个人主义的提倡也是在理论上而言的，他认为爱人比爱国更重要，认为“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