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docVIP

　　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参照“西法”，推行新政。这是其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鼓荡、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联合入侵等事件之后，不得不做出的1种选择。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影响也至为深远。本文拟对“新政”时期清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予以考察，梳理其具体内容与特点，并评价其实施效果，以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有所裨益与启示。 1 自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的10年间，清政府为挽颓势，广求人才，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推行了1系列教育改革，对原有的教育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其主要方面有如下几点： 其1，布新除旧，使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布新”是指清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并建立了1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教育行政体系；“除旧”则指变革乃至最终废除了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都作了规定。此学制虽然因故未能实施，但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1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其颁布意味着清政府拉开了对教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帷幕。1903年，清政府谕令素以“当今第1通晓学务之人”[1]而著称的张之洞进京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经过数易其稿，《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行全国，是为“癸卯学制”。新的学制体系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创建与运作均作了详细规定，其中既有从蒙养院到大学堂、通儒院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也有从初级到高级的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系统，还有为新进士和已仕官员学习西学而设立的进士馆和仕学馆。“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也表明中国教育由无系统过渡到有系统。至1907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补充了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从而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 新学制颁布不久，清政府又筹划建立了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有清1代，中央政府并无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而以礼部兼管全国学校与科举，各省则以学政统揽其事。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建立1套新型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便被提上日程。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负有统辖各省学堂之责，成为向近代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过渡的重要机构。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责其专管全国教育。次年，又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此后又接受学部侍郎严修的建议，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至此，自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1套较为完整的新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与以往情况不同，此次建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具有管理教育的专责，而且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全新的教育管理模式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颁布新学制、建立新型教育行政体系的同时，清政府还对旧式的、落后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变革，其中尤以科举制的废除最为突出。在传统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单纯服务于科举制度，变异为后者的附庸。科举取士是清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但行之既久，其弊日深，士人将其作为获取功名的工具，不复关心社会发展与国家命运。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屡屡指陈科举取士的弊端。魏源即批判道：科举以声音诂训相高，“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1途”[2]。1901年，清廷废8股而改试策论，并废止武科举。1903年11月，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奏准，自下届考试起，按年递减中试名额的3分之1，历3届减尽。1905年9月，光绪帝颁布上谕：自次年为始，“所有乡会试1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科举制的废除是近代教育政策的巨大变革，它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学堂的进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进1步近代化。 其2，以发展师范教育为先导，奠定发展新式教育的基础。 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要发展新教育，就必须先重视师资的培训。因此，优先发展各类师范教育成为“新政”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侧重点。1902年，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在其筹办过程中，管学大臣张百熙特别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4]。因此，他优先设立师范馆，并且制定了《师范馆章程》。1903年，张之洞入朝主持学制的修订，把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进1步深入。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针对前期的师范教育“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的状况，再1次明确指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5]。这种教育理念在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集中反映：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实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办学堂者入手之第1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可以说，清政府不仅认识到了发展师范教育的急迫性与重要性，而且以立法形式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