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的比较.docVIP

装 订 线 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之比较 ----浅析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歌之异同 201109073570 徐书志 葛桂录摘要关键词中国的山水诗，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和《楚辞》。所谓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的诗歌。田园生活作为独立的题材，进入诗歌的时代比起山水要早。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写到田园生活的诗歌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击壤歌》。《诗经》中也有一些关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如《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开始对田园生活加以具体的描绘。《七月》中农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获……叙述十分细致。除此以外，《诗经》中还出现田园生活的片段场景，如《魏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这些作品对中唐以后新乐府系统的田园诗有很大的影响。山水一开始是作为背景描写进入诗歌创作中的（见《诗经》），而山水诗的日见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观沧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山水诗，但是它的出现还不能标志着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山水诗与田园诗同时成熟是在晋宋之交，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的深化”。在一段时期，大量士大夫因为社会动荡而脱离官场，一部分文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个人的全身害之间，寻求一条可以相互平衡的道路，“朝隐”的风气由此盛行。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朝廷与山水间，与自然亲近了许多。“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踌躇畦苑，游戏平林”（仲长统《昌言》下）,实际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想。而文人生活环境的转变，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情趣，更加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开始追求“达自然之致，倡万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和自然美得到了统一。能否领略山水之美，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自然开始作为一种愉悦畅想的对象去被发现、被欣赏了。王羲之辞官之后，享受“山水弋钓之乐”，他认为这种乐是一种生命之乐，故“我当卒以乐死”。可见，自然之美已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是东晋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刘宋谢灵运。田园生活虽然在《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并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题材，但人们公认的“田园诗派”以陶渊明为创始人，他在诗歌中讲述自己躬耕的辛劳与快乐，描绘着田园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诗经》中，“农家苦”是田园题材的基本内容，而“田园诗”狭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诗是由陶渊明开创的（并由初唐王绩所接续，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虽然数量更多，但主题又转变为反映农家疾苦）。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作于入宋以后，东晋后期，虽然玄言诗中已含有许多山水成分，但毕竟还没有形成以景为主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东晋的玄言诗在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尚有一脉相传之处，但是他在诗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晋人已经领略到的却还未用文字充分表达出来的山水新意[3]这便为士人提供了进退的理论依据。当政治清明时，他们力求上进，以立身扬名；但当时局混乱、个人受挫时，他们又明哲保身，退居田园。同时，佛教在唐代极为盛行，而唐代诸多文人，王绩、张说、孟浩然、王维、岑参、杜甫、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均或多或少受佛教影响。而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将现实人生界定为“苦”，且指出“苦”的根源来自人的欲望，因此，主张力求摆脱世俗欲望以达到心灵的解脱。此外，道教在唐代也受到重视。统治者视道教教主李聃为祖先，可见其受重视程度。道教强调回归自然、自由自适。以摆脱物累、物我两忘；在无为中又寓含有为的思想，从无为走向进取。这正符合了人生不得志的士子退而避世并以退求进的心理取向。在这一多元并存文化背景下，受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制度的推动，士人有着积极进取、功成名就的理想；但面对官务的繁重和现实的不如意，佛老思想又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港湾。封建士人便这样在儒、释、道的思想中游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不断寻求平衡，并将此种心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 与此同时，三教兼容的政策也影响到文艺思想及诗歌风貌。王、孟、韦、柳身处其中，不可避免要受这一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此主要论述佛教思想对四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四人创作中均有所展示。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登总持浮图》“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点明了他对佛教思想的主动接受。而孟浩然生于襄阳，襄阳自古便是著名的隐居、佛家圣地，耳濡目染，自然也加深了其对佛教典籍的理解。王维更为明显，向以“诗佛”著称。他在《赞佛文》中说“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可知其全家都信佛，那么其受佛教影响之深不言而喻。而韦应物《慈恩伽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