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不平衡发展.docVIP

20070740410 07国际法4班 王琼华 论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平衡 在1700年，墨西哥的人均收入与最早成为美国13个州的英属殖民地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同。古巴和巴巴多斯显然更富裕。到了18世纪末，古巴的人均收入略高于美国，而海地则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以人均计算，包括奴隶）。然而，到了21世纪初，墨西哥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1/3，海地的更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命运的逆转呢？ 经济史学家肯尼斯.科索洛夫（Kenneth Sokoloff）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Engerman）给出了如下解释。在新大陆能够种植甘蔗和其他农作物（古巴、海地）的地区或者矿产资源及本地劳动力丰富（墨西哥）的地区，经济精英依靠的是奴隶制或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通过把其他人排斥在他们所享有的机会之外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他们构建的制度限制了人们享用学校教育、公共用地、专利权、企业家机会和政治参与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甚至在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灭亡之后，储蓄、创新和投资的机会依然被富人垄断。识字水平依然很低，而土地的所有权则高度集中。 随着财富的来源从对自然资源的提炼转向制造业的服务业，像古巴、海地和墨西哥这样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经济就陷入了停滞状态。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加拿大，对土地、学校教育和企业家机会的更广泛的享有权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这些更有包容性的经济更迅速发展起来了。 似乎是地理而非文化导致了新大陆殖民地之间最初的制度差异。建立这些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文化与政策的各不相同不可能解释这种差异。英属伯利兹（British Belize）和英属圭亚那重蹈了西属洪都拉斯（Spanishi Honduras）和西属哥伦比亚的覆辙；英属巴巴多斯和英属牙买加则重蹈了古巴和海地的覆辙。 与到达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同，在尼加拉瓜海岸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 Island）定居的清教徒们摒弃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变成了奴隶制主。据其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述，“清教徒的定居地……其经济在虏获的商船和奴隶制的刺激下，与其他任何一个西印度的殖民地非常相像。”在西班牙人1641年侵占该岛时，奴隶的人数多于清教徒的人数，而且这是一个如此富裕的殖民地，以至于它吸引了两条船的清教徒，使他们相信自己在那里可以比在马赛诸塞州过得更好。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相信（并向他们的学生们传授）：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其他实现良好经济效益的政策手段都需要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他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是一种“权衡”，即：如果你想要更大程度的平等，就必须以无效率和更慢的经济增长作为代价。他们的理由是，更高程度的不平等为努力工作、有效经营和承担创新所必需的风险提供更强烈的激励。这个观点甚至被布鲁金斯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著名的《公平和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以标题的形式明文昭示。他写道：“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所谓的“权衡”成为不平等的一个有力的辩护：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是很美好的，但是代价太高昂了。 然而，且不说这种平衡是否真的不可避免，它在实践中其实是难以找到的。人们对其存在性的怀疑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近几十年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生产率增长却远远超过了南非、巴西这些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或地区，更不要说美国、英国等其他相对平等的国家或地区了。即使把我们的比较局限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拥有的更为精确的统计数据），这种权衡也尚未实现。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平等是阻碍而非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不平等经常会滋生一些像罢工这样的冲突，并且会造成雇主与工人关系的恶化，以非生产的方式浪费产出和精力。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干脆放弃双赢的机会，因为一片儿蛋糕都得不到比得到不公平的一小片感觉起来要好一些（最后通牒游戏）。种族和其他形式的其实，以及其他方面的机会不平等，使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教育，结果是对整个经济而浪费了的人才。当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意味着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创业所需的资金时，经济就丧失了管理和创新的能力，以及因劳有所获的激励而带来的好处。在这些情况下，不平等阻碍了进步。 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的性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主体处于市场和投资的竞争中。竞争的过程往往会奖励胜者、惩罚败者，所以世界经济充满了积累的优势和劣势。在富国享受“良性循环”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穷国则被困在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恶性循环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并且经常诱使后来者加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恶性循环可以从七个主要的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是市场规模的问题。除了像中国和印度这些很大的国家之外，穷国的市场是很小的，而且穷人不会买太多的物品，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