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步入“橄榄型”社会？.docVIP

　　中国是否步入“橄榄型”社会？ 文／聂庆轶 中产阶层多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政府部门或学界很多人把是否能构建大量的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型”社会，作为社会成熟、稳定的标志。然而，谁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界定的依据是什么、我国是否已形成中产阶层？对此，一直是有歧见的。 判断中产阶层的依据只能是收入 近年来，判断分析我国中产阶层及其收入状况主要有两个理论。 一是“职业分层论”。有人根据职业将国人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等十个阶层。类似的还有“六阶层说”、 “九级别说”等。根据不同职业归类分层并据此判断其收入状况，是一种方便的、直观的方法。例如公司白领和车间蓝领，他们各自的工资标准、微信交际圈，甚至作息时间等均有差异。同一职业所具有的共同点，经潜移默化会使他们形成类似的偏好、习惯甚至价值取向。某一职业群体容易形成追求自己利益的共同主张，甚至成为某种社会力量。但是作为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分析制定基础， “职业分层法”的弊端是明显的。 第一，除了无业失业阶层，同一职业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巨大。例如经理，且不说大公司与小公司，即使都是小公司的经理，由于行业、地域、能力等不同，在收入上也有天壤之别。 第二，以职业作为分析收入差异主要依据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方法。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劳动果实全归奴隶主所有。在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地主拥土地资源，农（牧）民耕田放牧谋生。这两种社会中人们的职业身份往往是通过律法规定和社会习惯限定的。一个人的职业就是其社会地位的标志，收入多少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不再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中产阶层主要不是指某种职业阶层，而是指拥有社会上中等收入的阶层。除去战乱或经济管制时期，各个职业之间有沟壑，但没有政治、社会制度上障碍，职业地位更多是由个人性格、人生态度、努力程度、机会把握、社会关系等决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一个英语教师嬗变为我国首富之一的“马云神话”。 第三，今天单凭某种职业很难判定其在整个社会中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最典型的是今天城市中服侍照顾婴儿产妇的“月嫂”。她们吃住在主人家，还可以领取l万元上下的月薪，如是声誉好的“金牌月嫂”，月薪可以达到2万元上下，比我国绝大多数中小私营业主、厂长经理或白领的净收入高，甚至比一个部级官员的名义工资都高。她们是保姆，可能没有工作单位为她们缴纳“五险一金”，但我们能够说她们不能进入中产阶层吗？有位名教授还讲， “一些出租车司机比我收入还高，但他是工人，我是中产”，这是等级社会传统思维在作祟。如果仅仅认为私营业主、管理干部、教授等专业人士是中产阶层，那么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层永远不能成为社会的多数，橄榄型社会永远无法形成。 二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有人认为，我国现在社会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两个阶级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指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阶层，即私营业主阶层、雇佣劳动者阶层、职业经理阶层等，并强调“私营业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工农阶级是劳动阶级，新阶层掌握拥有资本等生产要素，因而形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但它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现实距离太远。 第一，资本只是货币等财富的一种存在形式。某人拥有100万元，他用于购买一套住房改善生活是消费，用于去开办一个小厂就是投资资本，这都是货币的不同运用，今天在阶级、阶层性质上加以区分没有意义。 第二，一个农民在城市打工挣了些钱，然后回乡开个网店雇佣七八个员工，以他的职业变化来区别他是劳动阶级还是运用资本获取经济利益的新阶层，在社会分层中没有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他人打工是劳动，办个工厂进行管理也是劳动，都为社会作了贡献。把个人不同的劳动预设为对立的性质，再研究它们的矛盾是虚幻的。 第三，一个有资历的经理在市场上既可以被国有企业，也可以被私营企业雇佣，这只是某经理对收入、职业前景等综合判断后的选择，不会是对阶级、阶层的选择。从获得收入高低角度看，一个人的货币是买房子或办个实业，一个人是为他人打工或自己开网店，是为国有企业或为私人企业当经理，孰多孰少，是不一定的。一个人的资金或劳动力等资源运用方式不能决定其收入高低，也不能决定其是否迈入中产阶层。 所以判断中产阶层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收入水准。只要一个人的收入在一个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他就是中产阶层。这里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如打工、投资、经营管理、发明创造等和非劳动收入如馈赠、遗产等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入，也包括现金、实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