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我国受贿犯罪之比较.docVIP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我国受贿犯罪之比较【摘要】受贿犯罪，作为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手段的复杂多变，我国也是相继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七）》、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在罪名体系的设置、受贿范围的界定方面均有相当大的调整。本文旨在通过将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受贿方面的法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法条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进行比较，进而对于立法例的完善提出一定见解。 【关键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受贿罪 比较 腐败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及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形象蒙受一定损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逐渐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的特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就集中体现了世界各国通力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作为国际社会在控制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形成了全球共同打击腐败犯罪的准则。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对我国腐败犯罪方面的法制建设是意义匪浅的，而公约与中国的刑事法律应如何适当衔接自然成为了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一、犯罪主体 （一）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近年来，我国立法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的界定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 1.由“自然人受贿”扩大到“单位受贿”。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单位及法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其受贿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仅规定单纯的自然人受贿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首次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了贿赂犯罪主体范围。1997年刑法典正式将单位贿赂犯罪加入到法条中。 2.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范围还是较窄，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其他人员仍无法定性。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163、164条的犯罪主体由公司、企业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从而将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新罪名的设立无疑加大了打击受贿犯罪的范围，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纳入了受贿罪主体。原本只能将这类犯罪归纳到共同犯罪中去，现在可以直接单独定罪，这无疑是关于受贿立法的重大突破。 3.由“特定关系人”扩大到“关系密切的人”。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特定关系人”。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其改为“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不仅包括诸如亲属、情妇、共同利益关系人等，还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关系，例如：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此类案件也是层出不穷。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主体部分的规定大致如下： 1.《公约》第十五条规定，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 2.《公约》第十六条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3.《公约》第十八条规定，影响力交易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 （三）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之比较 在经过几次修改后，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主体已基本做到囊括了所有的人，与《公约》的范围几乎差不多。唯独欠缺的是未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与外国，国际组织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中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犯罪客体：贿赂的范围 理论上关于贿赂犯罪之贿赂的范围有着多种意见，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财物说。这种观点认为，贿赂只能限定为财物，即金钱和物品。 2.财产性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贿赂不应仅限于财物，还应当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在这种观点内部，有的学者认为，刑法所规定的财物的范围本身就可以解释为包括财产性的利益在内。有的学者则认为，财物本身的范围并不足以包括财产性的利益。但是从实践中惩处犯罪的必要性角度看，有必要将贿赂作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