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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后巨灾保险机制变局 透过日本乃至全球的成熟保险体系，可以为中国目前正在酝酿的“巨灾保险机制”提供借鉴 据标准普尔《信用周刊》杂志专题报道，灾难风险模型公司AIR估计，此次日本大地震的保险赔付损失将高达150亿到330亿美元之间。如果该预测相对准确的话，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保险赔付损失。 这项统计还没有包括由地震带来的海啸和核泄漏引发的损失，而且是剔除了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承保金额的净额。 纵观近年来的地震灾害，我们发现伴随着全球地震带的“短期活跃”，相关赔付金额也动辄以十亿、百亿计。 如1994年加州地震造成203亿美元的损失，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造成了35亿美元的损失，而今年2月新西兰基督城的大地震会造成60亿到120亿美元的损失。 应该看到，此次日本大地震对全球和日本本土的保险公司（主要是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均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的赔付损失，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保险行业的衰退，说不定倒是保险业发展的一次机遇。 从大地震后的巨额赔付当中冷静分析，究竟可以得到哪些收获？宏观层面上，透过日本乃至全球的成熟保险体系，可以为中国目前正在酝酿的“巨灾保险机制”提供借鉴；微观层面上，从重大自然灾害对保险行业的冲击中，通过观察影响保险公司信用风险驱动要素间此消彼长的变化，来了解个体保险公司信用综合实力的维护，以及其资本战略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 具体而言，启示有三： 一、再保险机制对地震的防护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和北美的再保险制度已极为成熟，活跃在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中介公司相当活跃，它们与咨询公司、参保企业、评级公司、其他金融机构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头参与、流动性极佳的市场。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的保险市场相对欠活跃。 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地震频发，其保险市场机制在区域内相对成熟，再保险机制也被很早地引入本国市场。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1964年6月16日的里氏7.5级的新泻大地震成为两年后构建日本地震保险体系的契机。 当时，日本政府意识到，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如果单凭财政的实力，或是私人保险公司的实力是很难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如何让纳税人满意，同时又不至于让保险公司纷纷破产，这是考验日本各界智慧的命题。1966年，日本政府出面发起20家国内财险公司共同成立了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地震损失进行承保，由保险业和政府分担或将发生的损失部分。具体的赔付安排借鉴了国际上再保险公司常用的分多个防护层支付的赔付体系：这套赔付体系的最高限额为5.5万亿日元；发生灾情，由地震再保险公司首先赔付其中的1150亿日元；付完后，第二层支付机制启动，由保险业和政府共同承担11226亿日元；最后一层，仍然遵循分层原则，由政府、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共同赔付。 我们可能很快就意识到理赔此次灾害损失的复杂性。由于地震、海啸和核辐射泄漏在投保的保单中分属不同的保单和豁免条款，涉及到此次地震灾害的大部分相关险种是为民居投保的地震险，地震火险保险和为相关商业险与工业险的延伸地震担保。 由于日本的财险公司普遍倾向于将地震的大部分承保风险向国际再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分出，而且大家普遍关注的核辐射泄漏部分对财险公司影响不大，因为原子能责任保险并不覆盖地震和海啸相关损失。此外，日本农业互助保险协会（ZENKYOREN）的保险项目覆盖了一部分的农业损失，所以财险受损部分要低于预期。 二、个体保险公司信用风险驱动要素的变化和影响 总体而言，评判一个市场或者全球保险公司的信用实力，不仅要参考触发赔付大型事件的负面影响，也要兼顾之前公司整体的财务实力，而且要动态地分析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走向。从过往背景来看，全球保险业近年来资产负债表的增长还是很强劲的，但随着越来越频发的地震灾害，对保险公司尤其是再保险公司的损害不容小视。乐观来看，短期内尚不足以对大型、实力雄厚的公司资本构成实质性损耗。 从标准普尔的评级标准来看，保险公司的保险额收入是否充沛、涉保地域及产品是否多元化是衡量保险公司尤其是财险公司业务竞争力的核心部分。而保险额的可预测性及稳定性会在“地震短期内相对活跃”这种示范效应下得到增强，而非削弱。同样，保费来源的持续性会得以加强，这些都构成了增强财险公司信用的有利因素。 从现金流的因素来看，一方面，赔付支出加大了保险公司赔付的负担，从而严重削弱了其整体现金的流动性。另外，伴随着赔付支出的增加，投资收益的减少，现金流入占现金流出的比例会下滑得比较厉害，这些甚至对资本构成了实质性的损耗。 另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对今后灾害增加的预期，对保险公司而言，保费增加的可能性也大增。对于再保险公司来说，这一点格外重要。投保人预期改变带来的保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