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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探源一、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 梅贻琦是我国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20世纪30 年代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我国近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梅贻琦的教育思想由三个部分组成：通才教育（或曰自由教育）思想、教授治校（或曰民主管理）思想、学术自由（或曰自由探讨的风气）思想。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根支柱，其中“通才教育”思想堪称核心。清华大学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打破了人才培养规格和发展的单一性，造就核物理学、光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流人才，创造出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它提倡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使其融会贯通，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深入专业，以博带专，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体现在他对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论述里面。谈他的教育思想时他首先谈到的是办大学的目的。在他看来，大学有两个职能，一是研究学术，二是培养人才。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的是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专门人才。当时社会上有大学应该培养通才和应该培养专才，以及通专并重三种观点。针对这些观点，1941年梅先生在《大学一解》中精辟地指出：“今人言教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 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 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1] 他认为通重于专，因为通识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为生活打基础的；专识则是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做准备的，它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代替整个生活。他认为有了广泛的知识面以后，思考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不再总是局限于专业的角度，而能够拓宽思维，多角度看问题，不仅能够全面的认识问题，而且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通才教育思想指导着教与学的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延缓分院系的年限和在第一年增设通识教育课程。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开始分院系，实施专识教育。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仅一年，而专识教育多达三年，造成了通识教育的不足。他认为在实施通识教育方面应当借鉴西方的经验。当时英美大学本科前两年不分科，后两年才有主科副科之分。对通识教育课程方面，则是建立了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课程体系。而且还设置了各种隐性课程，学生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校还成立了音乐室、谷音社以及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治学严谨、学术自由的校风等都使学生潜移默化中增强自己的通识。 二、通识教育思想探源 1.通识教育思想的发端 通识教育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地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索真理，而不仅是为了谋生或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他认为人的最值得选取生活是在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起因和终极目的。 “通识教育”一词在19世纪以前一般指中小学教育的总称。19世纪初，美国博得因学院（Bowdin College）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把它与大学教育连在一起。19世纪以前的美国学院课程几乎全部都是规定必须选的，所有学生学习的课程基本相同。19世纪初，部分美国学院开始实行选修制，学生被允许选科或选课。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课程制度，不同学生所选课程之间出现很大不同。“大学生所学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common elements）”[2]在当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帕卡德教授撰文为本科课程应该有一些共同的部分的观点进行辩护。他在文中提到：“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