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跨国公司进入及国有企业改革.docVIP

经济转轨、跨国公司进入及国有企业改革［关键词]经济转轨；国有企业；跨国公司；民营化 一、 引 言 随着对外开放, 经济转轨国家都会不同程度的融入全球经济中，并依照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被跨国公司并入全球价值链条中的某一生产或者销售环节。所以，经济体系一旦开放，转轨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控制力就会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这必然会对转轨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全面转轨和局部转轨之间一直存在着那种改革方案更具有效率的争论。“华盛顿共识”认为价格自由化、市场开放及私有化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对于改革来说具有绝对重要性，是激进改革压倒一切的论据。渐进改革虽也承认华盛顿共识互补逻辑关系的重要性，但认为可以用改革的顺序来产生改革的动力，这样互补性就不是压倒一切的论据。[1](220)考虑到上述不同转轨方式的争论，那么，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是如何决定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水平和规模？对转轨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如何影响？民营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经济的主动调控手段（比如税率等）的作用效果如何？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我们理解改革与开放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实行适度和有序的民营化具有指导意义。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国内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视角大致可分为三个角度。一是以林毅夫[2](65)为代表的非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林毅夫认为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产权改革并不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产权改革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相反，从完善市场竞争入手，通过市场竞争的绩效来监督管理者才是当前改革的重点。[3](122)另一类是以张维迎[4](23)等为代表，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产权的配置方式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经理人长期激励的问题和经营者选择问题，所以，只有产权改革才是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唯一出路。再有就是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研究入手，分析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的关系，如张军等[5](5)从改革前后市场结构变动的比较均衡分析，揭示存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私有企业数量的内生机制。孙群燕[6](64)等则在Fraja and Delbono[7]（302)研究基础上构建混合寡头垄断模型，分析国有企业股份比重的最优选择，认为在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私有化是其最佳出路。 上述研究尽管也考虑到了市场开放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8](9)但是，这些研究都是把国外企业在转轨国家市场生产并出售最终产品作为研究假设。事实上，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市场并与转轨国家企业展开竞争的大都是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他们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必然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政策采取不同进入策略，以确保能够获取最大利润。因此，本文试图把转轨国家经济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并针对跨国公司具有价格转移等策略性竞争手段，分析转轨国家经济开放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目前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在已有研究文献中还没有过多涉及。 二、基本模型 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伊始仅存在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我们假设在转轨国家的某个产业中只有一家国有垄断产业。在开始转轨后市场开放，跨国公司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假设只准许一家生产同质产品的跨国公司进入，而且，跨国公司进入转轨国家之前一般都会针对这些转轨国家的实际，研究该国市场的管制程度和管制方式。当转轨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执行高开放度时，对国内生产资料市场的管制也都会随之解除，跨国公司一般都会在转轨国家国内采购大部分原材料并在该国生产最终产品。当转轨国家采取渐进转轨方式时，国内生产资料市场就逐步取消管制，进入转轨国家投资的跨国公司一般都会在其公司体系内的上游公司中生产中间产品，然后，将这些中间产品通过转移价格手段运至跨国公司在投资国设立的子公司，并在那里组装生产为成品。最后将生产的最终产品在该国市场销售参与转轨国家市场的竞争。而中国的改革走的就是一条渐进转轨的道路，市场管制的解除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首先从产品市场试行价格双轨，然后才过渡到市场放开，而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比产品市场还要晚，只是在价格改革的后期，市场的价格才全面放开，但是在关税上依旧是采用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更多的是鼓励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在改革初期，外商也多是以生产线组装产品的方式直接投资，从而规避市场转轨中的经济风险，适应转轨国家转轨方式的选择。 由以上可知，这里相当于存在一个两阶段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第一阶段，转轨国家实行开放，准许外国企业进入，并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