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藩院在清代蒙古地区刑事立法中的作用.docVIP

　　论理藩院在清代蒙古地区刑事立法中的作用 张万军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 120／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要：理藩院是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专门机构，清代主要由理藩院行使蒙古地区刑事立法职能。至乾隆、嘉庆朝，蒙古地区的刑事立法逐步完备、定型。《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所涵盖的刑事法律内容丰富。理藩院在行使刑事立法职能过程中，妥善地协调了与刑部的关系，强化了对蒙古地区刑事法律规制。对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关键词：清朝；理藩院；刑事立法；蒙古例；刑部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1002-3933(2015)03-0047-09 一、清初蒙古地区刑法之特征 在清人关前后金政权时期，适用于蒙古地区的刑事法律体系开始初步形成。当时的满洲统治者为了夺取中原，需要与漠南蒙古诸部落发展联盟关系，而漠南诸部落为自身利益也曾向努尔哈赤表示：“大明，乃敌国也，征之，必同心合谋。”但随着满族统治者的力量日益壮大，这种带有平等色彩的联盟关系日益弱化，漠南蒙古的独立性日益丧失，满族统治者逐渐要求漠南蒙古诸部落遵守其制定的法律。如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努尔哈赤赐宴蒙古各部贝勒，谕日：“今既归我，俱有来降之功，有才德者固优养之，无才能者亦抚育之，切毋萌不善之念，若旧恶不悛，即国法治之。”在满族统治者看来，归顺的蒙古诸部落必须遵守后金政权所指定的“国法”，即满族统治者享有对归顺的诸蒙古部落制定法律禁令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初蒙古地区的刑法得到初步发展。《清史稿·刑法志》载：“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籓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关于《盛京定例》所规定的具体刑法条文内容，《清太宗实录》有明确记载：“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总体上，《盛京定例》内容粗糙简陋，主要内容主要针对蒙古部为对象而制定的惩治盗贼和叛乱特别立法，带有因时立制色彩。在《盛京定例》之前，蒙古地区已形成内容较为丰富的刑事法律体系。如明代一些蒙古部落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颁布几部法典，如《阿勒坦汗法典》、《桦皮法典》、《卫拉特法典》等，这些蒙古族传统刑法充分体现了蒙古族刑法的本质，即“注重生命，宁愿用赔偿代价而不用刑。”如《卫拉特法典》第31条规定：儿子杀父或母，其财产籍没，父亲杀儿子，除本人家庭外，其他一切财产和人均籍没。对于杀害父母这种违背基本人伦的犯罪行为，在蒙古传统刑法中居然采用财产刑的处罚方式，究其原因，在于《卫拉特法典》立法深受黄教影响，而黄教核心戒律之一是“不杀生”。因此，传统蒙古刑法体现出一定宗教化色彩，如《阿勒坦汗法典》规定：杀人者，打三组，罚头等牲畜一九，执为首者一人。罚头等牲畜一五，执为首者一人。二人同案，执为首者一人。“罚牲”刑的大量适用，是与当时蒙古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活动是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的，它的许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法律实践的规律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当时，牲畜是牧民最主要生产资料，“罚牲”的规定是建立在草原牧业基础上的一种刑罚方式，体现了草原法的特质。 相对于蒙古族传统刑法而言，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以儒家文化为载体。儒家文化之本在于以礼守已、以德服人，故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文化在不同的层面都表现出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如北魏时，规定了存留养亲制度，即若犯了死罪但非十恶的，而祖父母、父母年老病疾，家中又无成丁抚养老人的，允许具状上请，暂不处死刑而权留养亲。《唐律》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上述刑罚执行方式都是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支配下确立的。因此，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而蒙古族传统刑法在定罪和量刑中则缺乏这种伦理化影响因素。 由此可见，相对于蒙古族传统刑法体系，清初蒙古地区以《盛京定例》为代表的刑法体系非常粗糙，编纂技术水平差，调整范围非常狭隘，不能将之等同于原有传统蒙古族法律体系，究其原因，系主导这一时期蒙古刑事立法主体是满洲统治者。最初，“清朝是让蒙古人与汉人相隔离，和用蒙古人为屏藩以与汉人对抗”，因此，对蒙古地区的立法体现了满族统治者的支配意志。但这种满洲统治者主导下针对蒙古地区的刑事立法，不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