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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重要性摘要：针对我国释明权制度在形成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当事人权益保护、观念转变难、司法环境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充分阐述了完善释明权制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关键词：释明权；诉讼权益；职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D91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4-0261-01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是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法院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积极的干预，法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诉讼体制之下，无“释明”的概念可言，也无“释明”之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法院系统在民事诉讼领域开展了庭审方式的改革。1991年4月9日出台的《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关于人民法院向起诉的当事人告知案件的主管、管辖等情况的规定，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释明权的最初规定。接着是199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发布的一系列“若干规定”中围绕庭审的一些规定，主要是审判长通过询问、提醒、制止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进行举证、辩论的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被认为首次明确地引入了法官释明权的规定，如第3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第8条第2款规定了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当事人后对有关事实的确认等。 可见，我国立法中出现的释明制度的雏形是在我国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但从整体上看。现行法律没有对法官释明权进行完整的规定。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法律应该规定完整的制度体系，现今有关所谓释明权的规定仍然很不完备。事实上，我国的民事各诉讼模式尚未完全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职权主义色彩依然浓厚，当事人诉讼的自主性不强，对法官尚存有依赖性，近年来国发强调法官的中立性和消极性，存在着法官对当事人对法官的诉讼未作积极的引导和指导，一些当事人对诉讼不明不白、无所适从，对诉讼结果不能理解和接纳，从而引起了缠诉、上访。社会上的“告状难、打官司难”的反响强烈，迫于形势的压力，各级法院的再审复查案件剧增，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受到质疑。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事审判而言，我国民事审判妥善平息和解决矛盾纠纷的任务更为突出，而法官释明在这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统一的释明权制度是必要和迫切的。 1　释明权制度对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意义重大 释明权的作用体现在通过当事人与法院的分权以及对当事人主导权利的制衡，从而发现客观真实，具体反映在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关系上；辩论主义要求审判所必需的事实和证据来源于当事人，由当事人负责提供。法院也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做出判决，提供诉讼资料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必须抑制其职权的行使。但是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有时会不明了、不完备，如果因此而使得当事人丧失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很明显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释明权的行使正好可以有效的弥补当事人主义的固有缺陷，引导当事人走向正确的诉讼方向，从而有助于发现真实。当事人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以及诉讼主体均属于当事人处分权的范畴，法院不能直接代为增加、变更或者放弃，否则即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当事人的诉讼明显不当的情况下，法官强行做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也违背了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建立和完善释明权制度，法官可以通过对当事人在实施处分行为之前给予必要的指导，告知或者提醒当事人实施处分行为将产生的后果，那就可以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实现。 2　职权主义的固有模式很难使当事人的观念从过去法官大包大揽中转换出来 “而诉讼固有的专业性往往会妨碍当事人将诉讼之外的自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将诉讼之外的实体权利转化为诉讼上法官所能认可并加以保护的权利”，我国的诉讼模式改革是以当事人主义模式为目标的。在《证据规定》施行后，诉讼的专业性更高，如果法官不行使释明权，使本应胜诉的当事人不能胜诉，这就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的正当性要求。可以说法官对释明持消极态度，只能影响诉讼效率且极有可能带来不合乎正义的后果，从而使得人民对司法的公正性、法律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导致人们对法院不信赖。所以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法官释明权，要求法官明确自己在民事诉讼中应有的权能及所处的角色地位，该行使释明权时，就适当的行使，并将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案件实施的心证以及部分法律适用观点向当事人公开，促使当事人有针对性地陈述事实、提交证据、进行辩论，从而更好地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提高司法透明度。 3　现代司法价值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公正兼顾效率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有利于法院发现实体真实，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利于当事人充分陈述，给当事人以充分的程序保障。事实上，不是每个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