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贵族？.docVIP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贵族？ 上海金茂大厦宴会厅，3650支蜡烛，25位女模特，精美的时装秀……在这样一种绮丽的氛围中，张朝阳、潘石屹、刘晓光等近40位知名老板身穿特制的晚礼服，参加了名为“企业家品位与商业影响力”的宴会，时间为2004年2月28日。 业内颇有名望的《中国企业家》，以“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为题报道了这次聚会：烛光晚宴感召着每一个人，虽然大厦外面是绵绵细雨，可谈论品位、追求品位是这些中国最活跃的商业人物的真实心态，“在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十分认真地说，从这一刻起，中国企业家的品位比4小时以前有所提升”。 为强调主题，《中国企业家》特意提醒读者：当上述场景“出现在上海这座亚洲最高大厦二楼宴会厅的时候，你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们渴望由富到贵的那种萌动了吗？” 春雨迷离之中，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了出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已不满足于以“富”为荣了，巨额的财产，已不能带给他们想望的尊贵感，他们现在渴望提升“品位”，渴望“由富到贵”了。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的话说，“在打拼天下的过程中，企业家们的内在修为已经足够”，现在欠缺的“只是形象包装和商界礼仪”，所以他们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聚会，也是一台资本、技术与媒体的合唱，几十名身价不菲的老板，用他们统一的装束和集体演出，宣示了一种郁结已久的渴念，其象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考虑到当下中国社会情状及可以想见的将来，我以为，假如张朝阳、潘石屹们果真提升了“品位”，果真将自己与某种“贵族记忆”连接了起来，“内在修为”真的“已经足够”，真的 “讲究”了起来，并且果真“由富到贵”了，那么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也正因此，这次聚会便有了仔细辨认的必要，某些细节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它们寄托着晚宴举办者的良苦用意。我们看到，无论是晚礼服，女模特，还是时装秀，抑或现场一位“品头论足”的法国专家，都洋溢着一种异域气息，弹奏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情调，很明显，晚宴的质地、氛围及光泽都是在刻意模仿巴黎或伦敦的富豪聚会。因此，晚宴主持人、《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所说的“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此“贵族”，不应理解为百年前的满清贵族。也许，在牛文文言辞的内涵中，即使是百年前的满清贵族和汉人富商，他们也不过是某种“品位”和“优雅生活”的载体或符号，他们肯定不会着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而应是西装革履，他们的礼仪、“讲究”，也不应是中式的，而应是西化的，这一点，与会的美通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维嘉一语道破：“今天我们谈的所有的品位，包括餐桌上的礼仪、穿着等，都是西方的品位，有哪一点能从中国的文化积淀里找到根源？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西方的品位，是我们拷贝西方的品位”。[1] 所以，含糊之辞可以省略，概念应该厘清，真实并据说还“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渴望与萌动不必隐晦——在那个细雨绵绵的早春之夜，在那个绚丽芬芳的晚宴上，我们的企业家和富商们寻找的不是对满清贵族的记忆，而是对西方上流人士聚会的某种想象，他们的衣着、谈吐、行为举止，都是在模仿和复原想象中的西方贵族沙龙。这样看来，整个烛光晚宴，不过诠释了昆德拉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也许，在晚宴的氤氲中油然而生的某种幻觉里，张朝阳、潘石屹们眼中的金茂大厦宴会厅，忽然成了巴黎或伦敦某座五星酒店的夜总会；环绕身边的25位女模特，忽然成了法国贵妇或意大利交际花；而他们自己，则是风度十足“彬彬有礼”的贵族和绅士。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名词，各自代表着流行的价值取向。以前曾遭贬斥和批判的“贵族”、“上流社会”、“品位”等词语，不知何时均恢复了名誉，成为热衷新潮的人特别是“成功人士”追逐的目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是资本和商业炒作在操纵近年来的时尚流变，当然，各类媒体在这中间也推波助澜，并借此谋利。但是，正象市井喧嚣恰恰遮掩了商人的计谋，“话语狂欢”容易将人带入“理智的盲区”，“贵族”、“上流社会”、“品位”一类名词，也正利用和借助现代传媒，置人于一种“无意识的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以卓越的分析向我们说明，“无意识接受”是统治力量操纵社会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播策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都企图实行对大众的控制。[2] 看来，我们有必要在“贵族”、“上流社会”、“品位”这类时髦言辞面前停下匆忙的脚步，宁神细听，分辨其内涵，识别其品质，免得被人引入“盲区”却不自知。 限于篇幅和种种条件，本文只谈“贵族”，而且，笔者假定张朝阳、潘石屹们最想学习和模仿的是西方贵族中的最优秀者，所以，本文只谈英国贵族。 为什么说英国贵族是西方国家贵族中的“最优秀者”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中表现出的品性、素质、进取不息的精神、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展示的政治素养和智慧、对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以及其建立的多方面的功绩，都是法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