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笛卡尔与胡塞尔先验性差异.docVIP

浅析笛卡尔和胡塞尔的先验性差异我们既然要对二者的先验性进行讨论，那么就有必要对“先验”这个概念有所了解。按照康德的说法，“‘先验’（transcendental）的意义是‘可能的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ies）。”“先验是经验的先决条件，并且是现实经验中的普遍必然因素。”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16页也就是说所谓先验，即研究存在者及其规定性之前，必须先研究认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它所研究的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研究对对象的认识方式本身，用一种不依赖于经验的方式进行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16页胡塞尔《文章与演讲》埃德蒙德·胡塞尔：《文章与演讲》，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1—8节中通过对笛卡尔“沉思一”的分析后，认为自然的存在基础从它存在的有效性来说，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它常常要以先验的存在作为前提。而那种先验的存在就是纯粹自我和他的“我思活动”的存在，这是一种自在地在先的存在，它先于我们谈论的而且能够谈论的世界的自然存在。他把这种把人们引回到这种先验存在的先验悬搁的现象学方法埃德蒙德·胡塞尔：《文章与演讲》，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种还原是否可能使先验主体性的存在成为确然的明证性。因为那种始于自在最先的经验领域和判断领域确然知识的体系建构，需要先验的自身经验是确然的，只有这样才能作为确然判断的根基。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绝对的明证性——思维的明证性，它是第一的、绝对的、无可怀疑的明晰认识。“‘我思’就是自明，即思想的主体，对其自身存在的意识。”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尚新建等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此时，胡塞尔又指出，笛卡尔在通向先验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了，他没有发现真正纯粹的“我思”，尽管他曾接近过它。在笛卡尔看来，“我怀疑”本身就预设了“我存在”，自我存在作为“我思”对象就一定会确然地表明，自我通过先验还原才被给予无可置疑的意义。“思维不能没有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属性或一个行为都不能没有一个实体。行为是实体的行为。” 同上，第363页。在这里，我思，但我也不一定在，“‘我在’应当是‘思想’的存在，即‘怀疑’的存在。” 同上，第367页。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尚新建等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 同上，第363页。 同上，第367页。在胡塞尔看来，依照笛卡尔自己的理解，“我思故我在”是一种自明的事件，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理会乃是一种“原始的认知行为”，所以不需要三段式的推理。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我与思想是同一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等于“我思考，所以思想存在”，这个命题是分析的，因而是自明的，不需要证明。笛卡尔可以证明“我思”的绝对性，但是，如果不能同时证明思想对象的绝对性，“我思”就仍然是个幻觉。因为，假如它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可以去思，就什么也没有思，我思就是空的；或者说，假如所能够思的东西都是可疑的，那么我思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思了也等于没有思。这相当于，假如我说的话都是不可理解的胡话，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会说话”这个事实就没有意义。因此，笛卡尔对思想内容的过度怀疑在表面上看能够突出我思的不可怀疑，但终究还是会危及我思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关于我思的先验论证并不完美。由于先验主体性是和当其时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得到的过去相联系，而对于这种过去，人们是否也能够要求一种确然的明证性？这时就有可能产生否定“我在”的确然性这种错误，因此，就有必要对确然的明证性所及的范围进行讨论。胡塞尔接受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个结论，即将“明见性原则”作为首要的方法论原则，以“清楚明白的洞见”作为真理的依据、标准，但他却不能同意笛卡尔的进一步推论，即推导出自我的确然性。胡塞尔认为，先验的自身经验每次所能提供的只是本来所经验到的东西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活生生的自身当下。这种活生生的自身当下表达了“自我我思”这个句子的语法意义，并由此从这个核心部分引申出一种不确定地一般的，预先设定的视阈。他认为，我的先验“我在”是在一个他所依附的敞开视阈的不确定的一般性中，涉及先验经验的确然的确定性。因此，那种自在在先的认识基础的真实存在虽然是绝对确定的，但对其存在进一步规定的东西，对在“我在”的活生生的明证性本身中还没有给予，而只是预先设定的东西，还要逐步加以确定。所以这种确然明证性中隐含的预先设定，还需要经过批判来确然地划定其范围。胡塞尔高度评价了笛卡尔这种“我思”，并认为这种回到纯粹意识活动本身是现象学还原的准备阶段。但是这种“思”很不彻底，其根本问题在于笛卡尔“我思”的出发点没有现象学还原这一个过程，导致他的“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