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艺术,自然中建筑.docx

Art in Nature, Architecture in Nature 自然中的艺术，自然中的建筑 ? ?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写过一首诗，叫做“瓶子的轶事”——这首诗闻名遐迩，可那只未露面的瓶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没多少人在意，一位较真的建筑师偏偏上网把它找出来：据他说，这神秘的瓶子原来出身并不高贵，是一种加拿大出产的“一统牌”果汁的“特种宽口罐”，就像可以回收的汽水瓶子那般俯拾可得。诗人把这只瓶子置于田纳西的山巅，因此，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再不荒莽…… 这只普普通通的，只是因为放在荒野之中才有幸入了文学史的瓶子“是灰色的,未施彩妆”，它“无法产生鸟或树丛”因而“不像田纳西别的东西”。这首听起来似乎有点“梨花体”意味的诗，也许只是描述了一个平凡的、无厘头的事件，但是理论家们却连篇累牍地讨论它，时髦之中也现出一线玄机——熟悉西方文学的人或许会联想到另一位著名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瓶颂》。古瓶，也翻译成古瓮，是希腊人生活中的常见器皿，既用来倒酒，也用来盛骨灰，并有“红像瓶”、“黑像瓶”的种种讲究；这一回，它是什么样没有太多疑问，这是一只艺术史上霍霍有名的瓶子，它使人回忆起西方文明发轫的黄金时节。 比较这两首诗，比较希腊的古瓶和“一统牌”果汁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艺术”和“自然”关系里两个关键的方面，乃至于某种浓缩的建筑史。 其一，我们看出今日“大写”的艺术注定是种人工构物，即使源于自然，却和自然自此分离——那些描绘美丽风景的风景画，固不能真的等同于天地造物，更可以说道的还是这些貌似自然的“瓶子”，它们构成自身的原料原来与自然相契无间——古瓶是由陶土捏制的，但是一旦烧制成形之后就和后者泾渭分明，不知有多少年才可以打回原形（中国的漂亮瓷器更不用说了），它们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当如此，但凡成了博物馆文化的一种，就不适合放在鄙俗的乡野之中。 其二，除了地点的分离，还有时间的分离，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古意”和“现代性”的计较。这种历史的疏离与空间的异置或有重叠，造出了“一统牌”果汁“特种宽口罐”的独异——且看，人类收藏史的开始意味着古代和现今拉开了距离，希腊的古瓶因此成了时间赠与的恩物，它放在荒野之中，大概会愈发现出遥远的意味吧，但是田纳西的瓶子却不止于此。如果自然是独立于文明之外的客体，那么被尘世捐弃，却又转置于歌咏中的人工制品却也构成了一种人类社会的异物：它不属于自然，更不属于寻常的生活。 无论是希腊或田纳西的例子中，“建筑”都是隐而不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空间看成客体——主体关系的某种物理表征的话，空间已经浮现于瓶子与荒野的边际，而古瓮和新瓶的不同计较分明是现代性风暴过后的产物。 博物馆、美术馆是人类文明和世界间关系的物理证言，它是对上述那种物理表征刻意的、大写的表达。19世纪以来，出现了无数试图“移天缩地在君怀”的自然博物馆，将天然造物作为一种艺术收藏，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所设计的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便是其中的著名者之一。尽管建筑师着意在罗马风装饰母题中凸显 “自然”的主题，但建筑程序本身却和它的藏品原有的语境毫不相关，作为“标本”而呈现的展品序列遵循的是古典建筑房厢线性展开的逻辑，如此坚实“人工”之中零余的“自然”就像是过家家，比起田纳西瓶子的境界还是差得远了。 另一方面，不是没有人曾异想天开将自然作为一座天然的“博物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身外的世界中投入主观的印痕，让山川大地成为人事的一种折射，乃使得游憩风景中也如同经历城市。这样的雄心似乎在人类早期的各种工程中时有听闻，那便是司马相如所感叹过的汉武帝的杰作，“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自然作为藏品，或自然作为展场，这两者的展览程序和主体─客体的关系正好颠倒过来。但是，即使上林苑那样的“自然”也通常是西塞罗所说的“第二”，甚至“第三”自然，在其中受到关注的并不是自然自身，而是自然在文明中所浸染的意义；作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品，或艺术品所陈设的环境，自然已经被精心摆布过了，获得了一种神圣之光。 在此，自然或人工本身都不是空间，空间是艺术品催生出的不可见之物。著名的建筑理论家杰弗里?吉普尼斯（Jeffrey Kipnis）搬出巴洛克画家卡拉瓦乔的《荒野中的施洗者圣约翰》（同时也是霍尔设计的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品）来解说霍尔“现象学”的建筑创作意图。巴洛克之前的画家们大概都以为自己刻画的是“绝对真实”，可是卡拉瓦乔这样的艺术家开始领略到再现（representation）大抵是相对性的，“主题”只是一个暂时稳定的范畴，比如一幅刻画“上界”光明的作品同时也是在表现黑暗——事实上，只要画过画的人都知道，其实光和黑暗这两者都是没法直接去表现的，艺术家再现的只是它们之间的戏剧性依存——而且只能成双成对地去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