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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抗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 对抗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从宗教非政府组织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宗教人权领域，以个案倡议国际组织为例，结合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这一类型组织的国际政治参与。 在全球宗教复兴 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及宗教人权倡议网络纷纷对国际关系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它们通常不具有暴力性，但其影响范围更大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尤其是一些宗教和人权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可以被视为对抗政治的一种形式。从对抗政治的视角来探究宗教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架构，本文选取美国宗教人权这一议题领域的典型案例倡议国际，从宗教性跨国对抗的视角来解释这一类型的组织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影响。 一、何为宗教性跨国对抗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对抗政治。 对抗政治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术语，无论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还是倡议网络等，都被作为对抗政治的一种加以研究，且已具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尽管有许多课题涉及此类形式的国际政治行为，但由于在术语上的宽泛选择以及分析层次上的不同，对抗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是理论层面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跨国倡议网络和跨国社会运动，而政治社会学者更为关心的主题是民主化、民族主义浪潮等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学色彩的命题。这类有意无意忽视宗教因素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通病。事实上宗教从来没有在对抗政治中缺席，无论是宗教性还是非宗教性，诸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是以波兰最具合法性且最为强有力的机构天主教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又成功地利用了天主教会这一巨大的文化势力进行其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随着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宗教性跨国对抗也成为有待从新的视角加以研究的议题。 目前学界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主要有三大范式：多元主义、跨国主义和集体行动。需要说明的是，三大研究范式都于西方学者，因此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尤其在集体行动范式中，往往以社会运动推动民主化为最主流的研究议题，研究范围涉及各个国家和地区，被冠以对抗政治的集体行动就是其最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认为，塔罗和蒂利在使用对抗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一词时，是针对定义较为宽泛的社会集体行动，就这类行动的基本性质即对抗性来进行政治社会学的阐释。一方面，它超越了社会运动和倡议网络理论，换了一个视角对集体行动进行新的归类和理论整合;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相当多的以往研究成果、观点。鉴于西方学者无论是从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哪个范式入手，所选取的案例多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往往给予较为正面的评价，而抗争或是斗争这一译法在汉语语境中又具有偏褒义的含义，从而使得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有所欠缺。因此，本文使用对抗政治主要出于对这类集体行动的客观描述性，并不认为发起对抗的一方必定代表着公正或是道德上的优势。 美国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2009年12月16日发布了对198个国家和地区在2006年到2008年间的情况所作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把对宗教的限制分为政府限制(横轴)和社会限制(纵轴)两大类，在限制程度上又分为高度(严重)、非常高度(严重)、温和、低度等级别，就某些国家的宗教受限度而言，可以出现政府较高度限制、社会较低度限制或社会较高度限制、政府较低度限制等多种情形。2011年该论坛再度发布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指出和两年前相比，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对宗教限制或社会敌意正在增加的国家，约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限制或社会敌意有所下降的国家和地区。并且，前者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高的国家，而后者则是限制和敌意指数很低的国家。换句话说，在皮尤论坛的调查报告看来，宗教自由状况的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显著。 当然，西方国家对于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冷战期间，宗教一直在幕后起着隐性的推动作用。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表象之一就是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人权运动中，逐渐衍生出以宗教人权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它们往往充当了西方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国际宗教人权机制的形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已成为全球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这种互动过程就是宗教性跨国对抗，它包含了至少三方行为体，即作为提出要求者的(非政府)宗教和人权组织、作为对抗对象的政府以及第三方的支持者。跨国对抗是因为发起者认为